正午，北京郊區(qū)的氣溫徘徊在0攝氏度左右，廣闊起伏的黃草地和結了冰的水域，表明很多在北方經營的高爾夫俱樂部已進入封場期。每年12月到次年3月，由于氣候條件所限，北京的高爾夫球場均暫時“歇業(yè)”，但其中的一家，卻向幾位業(yè)內專家打開了大門，以“尋求轉型的建議”。

　　“與其說是轉型，不如說是找出路，因為高爾夫球場想轉型實在很難，而且從運營者的角度來說，并不想走這一步。”該俱樂部高層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我們打算扛到底，但也會作更多的準備。”

　　實際上，“扛”這種狀態(tài)，已伴隨高爾夫球場運營者多年了，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國家政策不斷收緊，讓高爾夫球場在市場和政策交錯的空間不斷變換著生存方式。但2014年，政策執(zhí)行的嚴格程度遠超以往，在一片片違規(guī)草地被翻出黃土的剎那間，從業(yè)者已經嗅到了危機，正如他們早已適應了比市區(qū)內低兩三攝氏度的氣溫，冷風過境，依然顫栗。

　　40倍水費能否啟發(fā)高爾夫“廉價航空”

　　觸動該俱樂部“轉型”神經的，率先是水的問題。

　　“北京高爾夫球場全年的用水量相當于40萬個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2011年，中國青年報記者劉世昕曾在對民間環(huán)保人士胡勘平的采訪中了解到，“一個18個洞的標準高爾夫球場，一年的耗水量是40萬～50萬立方米。如果按北京有六七十家高爾夫球場的說法估算，北京高爾夫球場全年的耗水量當為三四千萬立方米。而中國人民大學環(huán)境學院教授沈大軍提供的一個經常被研究者采用的數據是，北京的一個三口之家，年均用水100立方米。”3年后，胡勘平與志愿者對高爾夫球場水資源過度消耗現象的調查得到了“回應”——2014年5月，北京地區(qū)高爾夫球場將被納入特殊用水行業(yè)，水費每噸由4元提高到160元。

　　據媒體統(tǒng)計，目前北京共有球場60家左右，按照18洞標準球場計算，平均年用水量約為35萬立方米，之前水費約為每年80萬元，調整后水費約在每年5600萬元。按照以上水費計算，打球的價格將平均提高至每場3000元。據記者了解，此前，北京市打高爾夫球的價格從每場幾百元～2000多元不等，平均價格為每場500元～700元，在水費漲價之后，確實有部分俱樂部對價格進行了調整，以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為例，最低漲幅為會員價由每場260元上漲為320元，最高為訪客假日擊球價格由1480元上漲為1600元，而不少俱樂部則表示，“今年受大環(huán)境影響，水費飆升，又被課以重稅，球場絕對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

　　“目前國內很多企業(yè)，都存在原料一提價就把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情況，高爾夫俱樂部也是一樣。”首都體育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鐘秉樞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如果延續(xù)簡單把水價增長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思維發(fā)展，“就很容易把行業(yè)做垮”。如果借鑒發(fā)達國家的思路，改進產品結構、降低成本、生產更好的產品以替代原有產品，“在提倡環(huán)保節(jié)水的背景下，考慮如何降低運營成本、根據現實需要減小場地規(guī)模、削減高檔服務、增加更平民化的產品”，或許是當前高爾夫運營者可以考慮的問題，“而不是停留在簡單的轉移”。就像廉價航空的概念，應當讓更多人受益，“如果現在本就稀少的普通消費者走了，頂層的消費者會更突出，社會輿論的聲音會更大，促使項目被完全砍掉的可能性也更高。畢竟不可能把一個（占有較多資源的）項目做成只有少數人才能參與的項目，更何況高爾夫本不該如此。”

　　但全國高爾夫俱樂部多數虧損的現狀，讓多數運營者選擇了簡單粗暴地應對變化，“水費暫且不論，稅收同樣高昂，在多重限制的情況下，球場很難做到平民化，羊毛出在羊身上，目前只能繼續(xù)抬高價格以尋求生計。”某南方地區(qū)俱樂部負責人表示，“以后新建球場可能性不大，高爾夫很可能成為稀缺資源，打球費用會越來越高。”

　　激情年代富裕階層的消費符號

　　“上世紀80年代外商來到中國，沒什么地方去，所以國內才引進了高爾夫，讓外商在閑暇之余能有個地方待。那時的高爾夫，就像當時建造的五星級酒店和國際機場一樣，就不是給普通大眾準備的。”國家體育總局小球運動管理中心前副主任崔志強曾對媒體表示，高爾夫正是在改革開放后招商引資的背景下進入中國的。

　　業(yè)界認為，1984年，由霍英東、鄭裕彤等出資創(chuàng)建的中國內地第一個高爾夫球場——中山溫泉高爾夫鄉(xiāng)村俱樂部對外開放，標志著現代高爾夫球運動在中國的起步，填補了中國高爾夫的空白。“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高爾夫是一個新鮮事物，大家的態(tài)度都很盲目。”一位從事球場經營超過20年的業(yè)內人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當年國內的高爾夫球場，主要是香港、臺灣和日本商人在經營，“內地資金進入很少，參與的人也不多。上世紀90年代初，僅有100多人（不含外商）打球，而現在北京的高爾夫球人口就有近10萬人”。

　　“當時，外商都會看這里有沒有球場才會進來。”該業(yè)內人士表示，1993年以前，作為改革開放的產物，高爾夫在招商引資、美化環(huán)境、培養(yǎng)運動員和提高當地農民收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1993年以前，國家是鼓勵發(fā)展的，那時環(huán)境還行”。

　　但隨著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和城市人口流動的加劇，一些人迫切需要通過某些方式“標新立異”，并尋求社會認同，所以，我國高爾夫運動的消費主體從那時起，便成為改革開放后的“新富人群”，而官員也逐步進入了高爾夫的“禁區(qū)”。據崔志強回憶：“當時，有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的規(guī)定，主要內容是不得在工作時間，不得用公款進行高消費的運動，主要就是針對網球、高爾夫和橋牌。”在1994年～2003年期間，時代洪流中的高爾夫聽到了“限制”的聲音。

　　“在政府的宏觀管理下，按計劃經濟來做的項目，相對發(fā)展得較好，如跆拳道和藝術體操等。而民間力量較大，通過市場需求引入的項目，通常會經歷無序的發(fā)展階段，比如臺球、保齡球和高爾夫。”鐘秉樞表示，保齡球占用資源相對小，臺球也在街頭巷尾經歷過整頓，相對而言，高爾夫的特殊性容易被貼上標簽，“高爾夫從民間引入卻并非面向草根，且場地要占用大量水土資源等，一開始便埋下了畸形發(fā)展的種子。”

　　于是，199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中發(fā)[1997]11號)，該文件明確“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農荒地出讓土地使用權，用于高爾夫球場、仿古城、游樂宮、高級別墅區(qū)等高檔房地產開發(fā)建設，以及興建各種祠堂、寺廟、教堂。”作為業(yè)界指南，朝向集團在其發(fā)布的《2013中國高爾夫行業(yè)報告》中，對這份普遍認為是來自國家層面關于高爾夫用地問題最早的政策，解讀為“這一政策是持續(xù)的、穩(wěn)定的，并且我們認為將會是更趨嚴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