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臨近大學畢業(yè)時，廖小涵沒有加入就業(yè)的“大軍”。

她參加了一個公益項目，只身前往印度，在特雷紗修女仁愛之家做義工，照顧那里的殘疾孩子。

簡單的行李，簡單的旅館，還有簡單的食物，她專注當下的生活，陪伴著孩子們，有很多收獲，對人生也產生了很多感悟。

她參加的公益項目叫做“中國間隔年計劃”，由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主辦。

3月29日，該項目在北京舉行周年分享會暨“間隔年與中國大學生”公益論壇。廖小涵在發(fā)表感言時引用了一句歌詞：“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p>

間隔年計劃助力青年成長

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中國間隔年公益基金”是中國首個資助年輕人實施間隔年的專項基金，旨在向中國年輕人傳播“間隔年”概念，并獎勵資助有思想、有創(chuàng)意、有勇氣、對社會有責任心的年輕人在國內外實施間隔年行動，幫助他們探索世界、認識自己，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中國間隔年計劃”于2015年3月啟動，成功資助8位年輕人度過開始間隔年。本次周年分享會上，他們中的5位分享了各自的精彩故事。

李文旭只身一人騎行北美，風雨無阻；廖小涵前往印度做義工，立志投身公益事業(yè)；符小惠與伙伴一起環(huán)華騎行，用紀錄片的形式展現所見所感；李玉鎮(zhèn)致力于推廣漢語，邊學習、教學，邊感悟生活；陳靜雯行走西部，用做義工和打工的方式深入當地生活。

各位分享者的感悟卻出奇地一致，也就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如果不走出去，不去親身實踐和體驗，就只能生活在書本和別人的經驗里。只有投身于廣闊的世界和真實的生活，才能破除偏見，獲得自我的覺醒與成長，并更好地適應社會，承擔責任。這正是“中國間隔年計劃”的意義所在。

2016年的“中國間隔年計劃”招募將于4月15日正式啟動：面向全國全日制高校18周歲—28周歲在校生；不限制申報主題，鼓勵申請人在調研的基礎上大膽設計，不限于義工、打工、游學、旅行、調研、攝影、寫作等形式；根據申請人提交方案的創(chuàng)新性和可操作性等指標篩選出10名入圍者，然后根據評審委員會綜合評定成績確定最終結果并據此資助獎勵，資助標準為30000元人民幣/人（資助3位）與10000元人民幣/人（資助7位）。

新一輪招募將更加注重“中國間隔年計劃”的豐富性和個性化，還將實行“一對一”的導師制。在這次分享會上，“中國間隔年計劃”與長江商學院簽署了“導師合作備忘錄”，雙方共建導師制，長江商學院將為每名大學生配備一位具有豐富人生閱歷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導師，更好地對他們進行精神支持和實踐指導。

推廣“間隔年”需建立配套制度

2014年，喬新宇聯合暢磊、程明、陳曉曉、郭婷婷、姜琭、舒晶、孫陶然、王立鋒、周子琰共同發(fā)起成立中國間隔年公益基金。

喬新宇說，做這件事的目的是希望年輕人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無論義工旅行，還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年輕人都會有時間和空間安靜地思考，思考一下自己未來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義，然后再進入社會。這時候，年輕人除了具備相對獨立的思考能力，還會具有更多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更強的社會責任感。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長鄧希泉認為，大部分青年人按照父母的安排長大，容易產生較強的依賴性，社會適應性較弱。在進入社會之后面臨種種難題。間隔年可以讓青年認清自己的優(yōu)勢和不足，從而更好地融入社會。同時，間隔年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對社會發(fā)展也有好處，“它讓年輕人與社會的沖突在一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是一個試錯的過程”。

不過，鄧希泉也認為，目前國內配套制度的不足，讓“中國間隔年計劃”的實施面臨一些困難和風險。比如，就業(yè)和升學的壓力讓很多大學生不敢選擇參與項目。他建議如實告知年輕人參與該活動所面臨的風險，并幫助其規(guī)避風險。此外，“中國間隔年計劃”在內容設計方面應更多地體現大學生群體的特色，除了義工、騎行等較常見的規(guī)劃，與大學生專業(yè)相關的“游學”和“調查訪問”也可以作為重要內容。

中國青基會公益推廣部部長顧蒸蒸認為，“中國間隔年計劃”的項目設計和資助模式可以更加靈活，讓更多公眾和企業(yè)能夠參與進來。比如企業(yè)的參與除了捐助，還可以為受助者提供一些就業(yè)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