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生活久了，難免會懷念中國式的人情味；但在國內(nèi)辦理各類事務所需付出的高昂的人際資本，又令人不得不有些憧憬“不被打擾”的日子。

歐洲文化有一點和我們不大一樣，那就是很少去“打擾”人。這個特點，往大了說，是社會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界限分明，各項制度和傳統(tǒng)均注重保護個人空間；往小了說，絕大多數(shù)人也多少有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tài)度，對他人的生活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隨意指摘通常被視為極不禮貌的行為。我便親眼見過一位同胞對外國同事說“你應當如何如何帶小孩”，被對方直接回一句“關你屁事”。

所以，對于剛剛抵達國外生活的中國人來說，待人接物的界限和尺度是比較難以把握的。很多在我們看來十分正常的“問候”和“關心”，在老外眼中未免有“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之嫌。很多人因此而與同學、同事產(chǎn)生沖突，事后又覺得特別冤枉：畢竟自己是一番好心啊。但好心往往被當成“驢肝肺”，這無關修養(yǎng)人品，而首要是一個跨文化交流問題。

“不打擾”的文化在很多時候顯得特別人性化，因為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朝令公民個體“獨善其身”的方向發(fā)展。比如，在歐洲國家辦理各項民事事宜，效率可能低得令人發(fā)指，但手續(xù)的確是比較少的，尤其是涉及身份證件、結(jié)婚離婚這類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項目，無不以盡可能縮減流程為宗旨。

再如，無論多小的飯店、商場、品牌、活動，通常都十分重視網(wǎng)站建設，令用戶盡可能以“自助”的方式獲取各類必要信息、完成預訂，以避免不必要的人際接觸。由于人和人之間并不存在那么多不必要的面晤，因此人情的因素也自然較為淡薄，大家見了面反而十分禮貌、“相敬如賓”。如此一來，不禮貌的人又成了“眾矢之的”。在中國，如果親朋好友之間總是“您”來“您”去、“謝謝”不離口，人家多半會覺得別扭，甚至感覺到疏遠。但在歐洲，即使父母子女之間、最親密的朋友之間，也往往在言談中保持基本的禮貌。

個體在文化中所擁有的空間的大小，的確是左右文化交流效果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產(chǎn)生誤會的一個主要來源。與我合租的瑞士小伙子就曾問我是不是中國人結(jié)婚都需要國家的批準，令人啼笑皆非；而另一位外國朋友則表示“來了中國就不想回去，因為熱鬧”。還有瑞士的大學生也曾問過中國的老師是否真的有著無上的權威，就如同學生的父母一般，我笑答：好在不是如此，否則當老師的還不都累死了？這些有趣的問題背后，體現(xiàn)的正是中西方文化里個體空間大小的差異。

在歐洲生活久了，難免會懷念中國式的人情味；但在國內(nèi)辦理各類事務所需付出的高昂的人際資本，又令人不得不有些憧憬“不被打擾”的日子。但我想，無論哪個極端都不好，兩種文化若能在交流中“互補”一下，既在制度層面盡可能維護個人空間的完整，又保持對溫暖的情感氛圍的推崇，或許身在其中的人們都會更快樂一點吧。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