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常州市朝陽中學殷濤拒絕為成績優(yōu)異的女兒小升初擇“名校”，而是讓女兒進入了自己所在的外來工孩子占到了大多數(shù)的朝陽中學，這也讓他承受了來自身邊人的不少壓力，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在作秀。殷濤的做法獲得了常州市教育局局長的力挺、點贊。（9月19日《現(xiàn)代快報》）

一校之長將孩子留在自己學校讀書而不是轉到他校，無論是基于職業(yè)的要求，還是教育的自信，都無可厚非。若是連校長都要為自己的孩子擇名校，很可能引起普通教師以及家長們的紛紛效仿，從而造成生源的流失，使學校失去核心競爭力。也正是基于這種關鍵利益訴求，很多學校為了留住生源而采取了相對過激的手段，比如，2015年，江蘇宿遷青華學校的部分教職工反映，該校強制要求教職工子女在升學時必須報考本校，不然就停職處理。2013年，湖南郴州永興縣一中的曹和(化名)等5名教師稱，因他們的子女在當年學期未在永興一中就讀高中，他們接到學校辦公室電話，被要求去該縣實驗中學交流教學1到3年。

有了這些留住生源的內部“潛規(guī)則”，校長拒為成績優(yōu)異的女兒擇名校似乎不值得稱道。相反的是，校長利用自己的職務影響或者人脈關系，把孩子送到名校去讀書，應當不是一件難事，并為其他人心照不宣所認可。畢竟，現(xiàn)實生活中，鮮有一所教學質量一般的學校校長或者老師，能在有機會給孩子擇校之時，把孩子留在本校讀書。

基于“不輸在起跑線上”的教育公平訴求，給孩子擇名校有一股強大的利益驅動。也正是基于對“潛規(guī)則”的默認，才使得拒絕擇名校具有“另類的況味”。嘩眾取寵也好，故意作秀也罷，這些論斷只是基于旁觀者的先入為主，而沒有進入當事人的內心，確實很難讀懂“另類”背后的深意。當然，無論是基于職務行為的被動，還是出于個人理想化的主動，我們更應相信《校長的孩子都去擇校了，誰會相信我的教育理想》這篇文章里，真實地表達了當事人不變的初心。

確實，當下的國內教育陷入利益沖突與矛盾交織之中，使得任何改革的訴求，都遭遇到了強大的觀念限制與行為阻礙。比如河北省涿鹿縣教科局郝金倫自2013年任職教科局局長以來，全面推行了“三疑三探”教學改革，結果因家長反對被叫停，其本人也提交了辭職申請。2015年，湖北武漢市教育局實施取消晚自習和周六校內補課的“禁補令”，家長們認為實施“禁補令”帶給孩子的負面影響多，集體到教育局門口請愿要求收回。

能夠認識到改革的重要性，并有強烈的改革訴求，然而自己卻不愿做改革的參與者，這便是包括家長在內的諸多利益者所具有的普遍性心態(tài)，并由此產生了強大的路徑依賴。由此滋生的后果是，理想化訴求與實際行為選擇之間，出現(xiàn)了嚴重的分化與割裂，以至是非不分，標準不一。結果則是，校長無論做出何種選擇都會遭到非議，擇校則會被冠以不自信，而不擇校則被視為作秀。是非模糊與選擇錯亂，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之困。故而，唯有多一點“理想認同”，才能最終實現(xiàn)改革破題。（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