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美，不獨在其山水空間之絕勝，更在于自然山水和人文史跡的交相輝映。行走在這個歷史文化名城中，那些眾多流傳至今的優(yōu)秀碑刻，正如一本本“石質(zhì)書籍”，立于山水之間，巖崖之上，或古樸，或厚重，或含蓄，或張揚，或訴說著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或演示著一場科學的探索過程，或張揚了一種文字的藝術(shù)表達，彰顯出杭城深厚的歷史、文化及精神內(nèi)涵。

曲院風荷碑碑亭

蘇堤春曉碑，上圖為碑陽，下圖為碑陰

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圖案。這些包括書法繪畫、功德錄、記事年表、紀念標識等具有文化價值和歷史屬性的碑刻，反映一個城市的變遷和文明的傳播。在文明演進中，先人用一筆一刀，賦予冰冷的石頭以歷史內(nèi)涵，并閃爍出藝術(shù)之光，碑石逐漸成為文字的重要載體，記錄著歷史滄桑的腳步，折射著文字嬗變的過程，展現(xiàn)著中國古代燦爛的書法藝術(shù)，最終形成獨特的碑石文化。

杭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研究員、浙江省甲骨文學會副會長陳進說，杭州碑石涉及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數(shù)千年杭州人民在文明創(chuàng)造中流傳下來的珍貴文化財富，現(xiàn)在西湖邊的碑石主要集中在杭州各文博單位中，其中杭州孔廟最多，岳廟、西泠印社、浙江圖書館孤山館舍也有許多碑石，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西湖碑石總數(shù)在1100石，涉及御書、史實、科技、法帖、繪畫、儒學、宗教諸多領(lǐng)域。

為了更好地響應(yīng)國家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精神，倡導國學，弘揚國粹，杭州日報藝術(shù)典藏周刊將與西泠印社共同推廣金石文化，讓這份國粹得以傳承和弘揚。

西湖十景碑： 讓文化西湖更負盛名

西湖，是一座詩情畫意的東方文化名湖。蘇堤春曉、曲院風荷、斷橋殘雪，這一組組題名景觀系列，從宋朝自杭州流行開來，并傳播至整個東亞，這是杭州的原創(chuàng)，是中國的原創(chuàng)。

“西湖十景”，源出南宋畫院西湖山水畫題名，南宋后期名家詩詞中，西湖十景為題的逐漸風行起來。而宋覆滅后，一度蕭條乃至一些景觀難尋舊跡。1699年，西湖十景值得記住的一年，清康熙南巡杭州，逐一品題西湖十景。他修改了其中四景之名，改“兩峰插云”為“雙峰插云”，“麯院風荷”為“曲院風荷”，“雷峰夕照”為“雷峰西照”，“南屏晚鐘”為“南屏曉鐘”(不過，大家似乎也只保留他的前兩個更改)。人們把康熙御筆所書景名刻石立碑，稱為御碑，并建亭護之。

題名之后的“十景”之名，從以前書中記載的文字名詞，成為十景所在景點的標志。而乾隆亦南巡杭州，多次就十景賦詩，刻于碑陰等處，于是帶動了更多的文人墨客，以詩詞、繪畫、書法等形式描繪贊頌西湖十景。西湖十景也就被公認為西湖山水的代表，成為本世紀初西湖申遺中最具創(chuàng)造性精神和藝術(shù)典范價值的核心要素。

其中，“蘇堤春曉”碑位于蘇堤壓堤橋西南堍。碑陽(即碑的正面)“蘇堤春曉”為康熙所書，正上方有“康熙御用之寶”篆印一方。五十二年后，其孫乾隆南巡杭州在碑陰題詩，此后五次南巡，又一次次疊前韻題詩，布滿碑額，連碑的兩側(cè)、碑額的兩側(cè)也沒有放過。

“蘇堤春曉”碑為清代原物，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被破壞斷為三段，后修補恢復。同為清代原物的十景碑還有“曲院風荷”碑。碑陽同為康熙御筆，也有“康熙御用之寶”篆印。因為此地原為南宋釀造官酒的作坊“麯院”，因康熙南巡杭州而復興，建造了蜿蜒曲折的園林院落，因而他改為“曲院風荷”而流傳至今。當然，乾隆后來照著“蘇堤春曉”碑一一題滿了詩。

其余“斷橋殘雪”等八碑，均在為近幾十年間摹刻重立，除“三潭印月”碑外，都為康熙或乾隆御題。這些景點碑刻記錄了各自獨具特色的歷史故事、趣聞，使觀者能夠借助多姿多態(tài)的書法篆刻藝術(shù)更深切地領(lǐng)略杭州秀美俊麗的詩畫山水，西湖景致也因此更負盛名。

表忠觀碑：“有德于斯民甚厚”

人們都知道蘇堤，是為紀念蘇東坡而命名。而蘇東坡撰寫的“表忠觀碑記”，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表忠觀碑現(xiàn)陳列于錢王祠北功臣堂內(nèi)，其碑記是蘇東坡撰并書。經(jīng)過元祐黨爭，蘇東坡的手跡遭大量毀損，所剩無幾。表忠觀碑為其書碑的代表作之一，清雄豪放，是蘇東坡留存下來不可多得的書法珍品。

北宋熙寧年間，杭州知州趙抃見錢王墳?zāi)?、祠宇荒廢，而他認為吳越王有功于后世，應(yīng)得到人們的敬重，于是報請朝廷批準，將龍山上廢寺“妙音院”改建為表忠觀，觀中供奉錢氏三世五王。蘇東坡為之撰寫“表忠觀碑記”，敘述了吳越國三代錢王在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五代時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節(jié)，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終納土歸宋的事跡，褒揚了歷代錢王的功績，認為“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

明嘉靖年間，杭州知府陳珂因宋代原碑殘剝而重新摹刻，碑文楷書，雙面刻，每面7行，原有4石，流傳至今尚存3石，缺第2石。“錢祠表忠”現(xiàn)為西湖三十景之一，倚城面湖，風景極佳。

孔子及弟子像贊刻石：皇帝與大師的合作

李公麟，北宋畫壇一代宗師，畫人、馬著稱。宋高宗趙構(gòu)，秉承父兄家傳，也是酷愛藝術(shù)。在杭州孔廟，就留有這兩位“名家”書畫合作范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贊刻石”。

1156年，宋高宗趙構(gòu)將自己對孔子及其弟子所題的贊辭配合李公麟圣賢圖，分別刻于15塊石頭上，置于太學。石高44厘米，寬125厘米，厚20厘米，今缺1石，序號為“十”。又殘缺半石，序號為“十四”。原刻像73人，今存65人。

首石的前5行刻宋高宗圣賢像贊之序，繼之刻孔子坐像及兩弟子立像，每像右上或左上刻像之姓名、字、本籍及贈號，其下刻宋高宗四言八句贊詞，惟孔子之贊為四言十二句。李公麟以白描畫法，抽象表達出孔子像敦厚仁愛，弟子像姿態(tài)各異，具有高度的藝術(shù)價值，為后世所宗。

錢元瓘墓室刻星象圖：千年前的天空是這樣的

藏于杭州孔廟星象館內(nèi)的“五代錢元瓘墓石刻星象圖”于公元941至960年間建造，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石刻星象圖，也是杭州碑林的鎮(zhèn)館之寶。

1965年夏，浙江省博物館發(fā)掘五代吳越國王錢元罐墓。墓頂石刻星象圖，刻工精細，位置準確。星象用陰線勾畫，中央刻拱極星座，周圍刻二十八宿。正中位置的北斗七星，石刻星座共183顆，每顆星星都線刻成白色小圓圈，十分清晰。此外，還用單線刻半徑不等的四個同心圓，圓心即天球北極;第一圈直徑為49.5厘米，表示范圍內(nèi)的星象繞天球北極旋轉(zhuǎn)時不沒入地平，亦即蓋天圖中的內(nèi)規(guī)：第二圈直徑189.5厘米，為蓋天圖外規(guī)，表示再往外的星在觀察地點看不見。最外面圓圈是蓋天圖的重規(guī)。

這幅圖比世界公認的蘇州石刻星圖早三百多年，面積也大四倍，是研究古代天文學的極為珍貴的資料。它表明，杭州在吳越時期，天文科技已經(jīng)達到很高的水平。

“漢三老碑”：浙江第一石

縱然歷史遠去，滄桑碑石猶存。距今約兩千年的“漢三老碑”，是目前浙江僅有的兩塊漢碑之一，堪稱“浙江第一石”，現(xiàn)立于孤山，西泠印社特為之建造的漢三老石室內(nèi)，為西泠印社鎮(zhèn)館之寶。

此碑高93厘米，寬42厘米，共存217字，碑文是一位“三老”及其后兩代人的名諱與忌日。漢代的“三老”，是一種掌管教化的虛職，鄉(xiāng)、縣、郡都設(shè)有，并非正式的官員編制，而只是榮譽尊銜?！叭媳笔且晃幻小巴ā钡娜?，其孫子“邯”所立，目的是讓后代子孫在言語文字上知所避諱，并且記住祖先的德業(yè)，曉得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

“漢三老碑”從發(fā)現(xiàn)到收藏，頗有曲折。清咸豐二年(1852)，余姚客星山下出了一塊較為平整的石料，碑額斷缺，碑身基本完好。當?shù)刂T生宋仁知道后，便通報余姚富紳、“金石癖”周世熊。周世熊根據(jù)其文字記載內(nèi)容與字體筆法，認定這塊石碑非同一般，便運回自家庭院“卜日設(shè)祭，移置山館，建竹亭覆之”。

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園被毀，石碑倒臥伏地，壘作灶臺，埋鍋炊用。太平軍退后，周世熊見“石受熏灼，左側(cè)黔黑，而文字無恙”，便認為“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shù)。此碑幸免劫灰，先賢遺跡，賴以不墜”，一定是天意所為，因而更加看重此碑，用心收藏，并以此碑拓片相贈同道。后經(jīng)考證，三老碑立于漢光武帝時代，對于研究我國碑刻制度及發(fā)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是研究東漢時期官制與文字、書法沿革的重量級實物。學者、名家紛紛為三老碑題跋作記，始有“兩浙第一碑”、“東漢第一碑”之說，三老碑聲名鵲起。

據(jù)說后來1919年，上海古董商陳渭泉訪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塊大洋從周家購得運至上海。1921年，有消息說，陳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購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經(jīng)疇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紹興人沈?qū)毑?。沈?qū)毑J為古物不應(yīng)外流，更何況是“兩浙第一石”，當即告之浙江海寧人、兩任上海海關(guān)監(jiān)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淪亡”，力阻此碑外流。二人將此議通報西泠印社丁輔之等人，引發(fā)了一場護寶之爭。

“一人守之，不若與眾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贖之”，醵金即集資，浙江社會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踴躍認捐，沒多久，共有65人捐助大洋11270元。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陳渭泉贖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長吳昌碩作記略“漢三老石室記”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