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贏了,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人們的判斷為什么普遍錯了?在于還用“非常規(guī)時代”的思維,來思考“常規(guī)時代”的變化。11年前,在筆者所著的一本名為《漸入常規(guī)時代》的小書中,曾認為一個霸權消退、內向化的時代正在到來,在這種時代類型里,霸權將越來越是不久前時代的一種記憶,世界將回到多種政治體系并存的歷史常態(tài)。

霸權存在只是非常規(guī)現象

相對于漫長的人類歷史,全球性霸權的存在,實際上只是一種短暫時期才存在的非常規(guī)現象,近代以來西方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優(yōu)勢地位,乃是最近兩百年間才有的一種事實,而在19世紀來臨之前,世界還曾經是東亞、中東和歐洲三個歷史性國際體系并存,哪一種都還稱不上是人類“主流文明”。這種沒有全球性霸權的狀態(tài),是幾千年來人類生活的通常狀態(tài),與20世紀下半葉以來過于宣揚意識形態(tài)不同,“常規(guī)時代”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內向化的政治選擇。大多數國家所奉行的都是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都會把自己國家的內部事務和國家利益放在優(yōu)先考慮的地位,而意識形態(tài)和對外部事務的關注,常常只是作為一個點綴,偶爾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二是國家自主傾向。大多數國家都不會輕易甘受某種抽象的“共同利益”的束縛,而更向往以自己的意愿來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國家戰(zhàn)略,對外交往中也刻意尋求建設自己的話語體系和伸張自己的意志。

三是區(qū)域化的愿望。由于歷史、文化、地緣的交互作用,國家總是習慣于與自己地理相近的國家打交道,國家利益總要在與自己關聯(lián)度高的地理空間來實現,人類政治因此表現總體來說是區(qū)域性的。

在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發(fā)生以來,世界向“常規(guī)時代”的轉變加速,時至今日,全球經濟、政治生活已發(fā)生重大變化,就是西方國家也已經逐漸喪失傳統(tǒng)的財富創(chuàng)造機制,這導致它們以往有過的自我修復機制失靈,進而導致霸權衰敗。在以往所稱第三世界國家群體性興起后,全球力量對比正在改變,世界權勢發(fā)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明顯轉移。由此又帶來兩個大的影響:一個是,由美國、歐洲和日本組成的西方世界,在世界經濟、政治中已不再擁有以往那種近乎絕對的主宰地位;另一個是,人們開始懷疑,西方國家用來解決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那些知識體系和制度方案,如選舉民主、多黨制、福利制度等,也在出現效用遞減甚至破產的兆頭,它的普遍推廣性不再天經地義,用西方的文化、價值、制度、理論來做路燈的時代,也走到了盡頭。

“特朗普現象”標志常規(guī)時代的回歸

“特朗普現象”的出現及特朗普在傳統(tǒng)媒體的一片喊殺聲中竟然逆襲成為“黑天鵝”,標志著“常規(guī)時代”業(yè)已到來。與希拉里仍堅持繼續(xù)大規(guī)模干預外部事務和“價值觀外交”的政策主張不同,特朗普的視線主要在美國國內,公開宣稱集中資源與精力建設國內,對外適度收縮美國的海外存在規(guī)模,不搞“價值觀外交”,不與中俄等大國對抗。

我只關心美國、世界關我何事,特朗普的競選語言會令人聯(lián)想到美國在20世紀來臨前的那種狀態(tài),它所流露的是一個曾經的霸權國家在現實語境中的疲憊和無奈。可以感受到,特朗普是以美國作為普通大國而非霸權國家為前提來思考問題,而希拉里則代表著美國作為霸權國家的非常規(guī)時代的娓娓余音。如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已為事實,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著幾乎半數的美國人,已在心理上接受世界回歸“常規(guī)時代”,和美國也回到自身歷史在大部分時間里的那種狀態(tài)的事實。如果特朗普兌現他在競選期間的承諾,這將意味著美國與世界關系的一次重大轉變。

美國將以普通大國而非主要的領導型國家的身份參與世界政治,這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國嗎?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很多人已經習慣了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領導者的世界格局,并把這種狀態(tài)視為當然。在特朗普強烈表現出要向“世界”告別的時刻,我們也要調整心態(tài),接受世界回到常規(guī)狀態(tài)和美國將主動在很多領域放棄領導者角色的現實,并要思考在一個“霸權之后”的世界,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美國“退出”,世界將會怎樣

美國對“世界”的退出,對全球政治來說會喜憂參半。喜的是,那個動輒四處干涉、讓世界各地風煙滾滾的美國,將不再為我們所見;憂的是,如果美國全面放棄領導性角色,全球政治將缺少一個有力的公共物品提供者。一個尋求霸權的美國是世界的麻煩,一個尋求卸下國際責任的美國將是世界的損失,在一個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各種挑戰(zhàn)日益加劇的年代,國際公共物品提供者的缺失,將可能導致全球政治的更加混亂無序。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特朗普的美國將不再代表人類的希望,而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也將逐漸陷入風雨飄零。在全球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與七十年前相比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的今天,既有秩序安排已經承載不了新的現實,再也自然不過,然而,舊秩序的塌陷,并不意味著新秩序就能很快順利到來。全球各國因應美國之變而做出的政策調整,也可能會給全球政治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如何在混亂中重建秩序,是已經到來的常規(guī)時代新的巨大挑戰(zhàn)。能不能安全無恙地趟過舊秩序崩潰所帶來的風險,要看人們在巨大的時局變更面前,能不能有效調整對世界的看法、在知識范式上能不能做出更新、在制度架構上能不能做出改變。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就像1919年參加過巴黎和會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目睹大國政治家們的錯誤選擇時,痛心感受到的那樣,“我們的觀念、習俗以及傾向無法跟上物質變化的步伐”,而實際上,當時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乃是源自“非物質的精神機制的失敗”,化解這些問題,“除了需要頭腦清楚一點,其他什么也不需要。”(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