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媒體近來關于難民的報道少了，但難民問題遠沒解決。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歐洲難民危機都具有全球意義，需要持續(xù)關注。

就歷史而言，按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里的觀點，現代人類源于非洲，由此向世界各地遷徙繁衍，遷移的原因是為逃避災難或是尋找更好的生活。人類在不斷“逃難”中創(chuàng)建新的文明，也破壞著所到之處原有的生態(tài)。

17世紀初，歐洲人大規(guī)模遷徙或逃難到北美洲“新大陸”，引發(fā)歷史進程的“破”與“立”：原有文明消亡，包括“原始居民”印第安人幾乎被滅種;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由此出現，歐洲難民在向外遷徙過程中的“破”與“立”形成歐美體系，影響此后全球歷史的發(fā)展演變。

歐洲的“破”與“立”

就現實而言，歐洲雖已不是第一次卷入大規(guī)模難民遷徙事件之中。但與以往不同，這次是由大量外來難民涌入引起的危機，其未來發(fā)展趨勢尚不明了，依舊是問題多于答案。不過，若沿循歷史軌跡似乎可以預見到，這次危機也將催生新的、針對歐洲自身的“破”和“立”，使歐洲及其“歐洲體系”成為被歷史改變的對象。這在近現代史上是少有的，其走向也可能對全球局勢和治理產生歷史影響。

當前大批難民涌入“破”“立”之間的歐洲，只是洲外移民進入歐洲整體事件的局部。在歐盟一些主要國家，有洲外移民背景者已占人口的1/4。德國一項研究表明，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在遞增，而傳統基督教文化圈人口在下降，伊斯蘭教已是歐盟多國的主要宗教之一。來自伊斯蘭地區(qū)的移民改變著歐洲的人口結構、文化結構，甚至飲食結構。比如，不久前德國政府堅持豬肉可以留在中小學午餐食譜中。穆斯林學生和家長此前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把豬肉清除出學校午餐。

這些結構變化對許多歐洲人而言，尤其是在那些無力應變的底層民眾中間，被視同于“破壞”的負面力量，撼動歐洲人身份認同的基礎，引起越來越廣泛的精神恐懼和抵抗?！皻W洲是白人的歐洲”“反對伊斯蘭化歐洲愛國運動”等思潮已形成實際的政治力量。

難民危機的根源

此時的歐洲更需要追問，當前難民危機的根源是什么？事實上，這次難民“運動”的形成與仍然主導著全球治理模式的歐美體系密切關聯，互為因果。

當資本和技術推動的全球化樹立起“增長無國界”原則時，幾乎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優(yōu)劣”被放在效益的天平上衡量和排序，沒有增長或缺乏增長幾乎成為落后的唯一標準;當人作為勞動力資源被全球調配時，“落后”文化圈的民眾受到選擇性鼓勵，進入“先進”文化圈的社會大生產，支撐增長持續(xù)擴展，文化多元主義應運而生，以融合移民帶來的異質文化，避免社會的分裂。當全球化受到歐美體系外弱勢民族國家的抵抗時，“人權高于主權”又成為強勢體系推行全球治理的普遍原則，試圖取代不干涉內政的原有準則。尤其在冷戰(zhàn)結束后，干涉主義盛行，國與國之間使用武力的行為有了合理性。

在這一波歐美體系治理全球的努力中，增長、多元、人權和民主等被賦予了絕對的道義力量，違者將受到廣泛的譴責和懲罰，強大的輿論和學術提供了道義和學理的鋪墊，強大的軍事力量提供了行動上的支撐。中亞北非是這場治理的試驗場之一，截至目前的試驗結果是：該地區(qū)不少國家經濟崩潰，維系國家完整性的政權瓦解，無政府亂局中滋生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進一步摧毀民眾賴以寄托的精神家園。失去物質基礎和精神依托的人們，能夠選擇的只有遷徙和逃亡，最理想的目的地自然是鄰近發(fā)達的歐洲。

但并不是他們所有人都受到歡迎和接納，歐洲的增長也是有國界的，歐洲的文化多元主義也是有限制的，歐洲的道義主義更是有前提的。歐洲目前就難民問題呈現給全球的做法依然是國家利益至上，換句話說是國家利己主義在回歸。盡管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現出道義的品質，但她因此受到孤立，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歐洲主義回歸”至今并沒有能夠化解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的分裂，這具有宿命般的悲劇色彩。

成為替罪羊的“異類”

歷史為歐洲積淀了深厚的集體宗教心理，在這片土地上非基督教的文化始終是異教的因素，異族的人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能被一時的“文化多元主義”容忍和接受，但難以被平等地融進。尤其是在主流社會面臨困難和危機時，異類的存在便被視為威脅，猶太人的“替罪羊”悲劇在過去千百年中不斷上演，為這樣的歷史趨勢提供了明晰的注腳。

我們應從足夠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視域中去考察當下歐洲的難民問題，宏觀思考全球治理的現實和未來。世界歷史經歷了三百多年“現代”階段，西方文明以強勢的姿態(tài)擴張至全世界，這種擴張既伴隨著侵略戰(zhàn)爭與經濟掠奪，也伴隨著西方價值觀主導下產生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發(fā)展模式的輸出與推廣。

冷戰(zhàn)結束后，歐美體系加大“治理全球”的力度，但世界并沒有被治理得更安全，更美好，甚至連歐洲也被拖入動蕩之中，成為需要治理的對象。歐洲的政治家們還在忙著解決眼下的難民問題，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根本解決問題需要找出問題的根源。歐洲需要反思，需要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向外擴張終歸要面對回擺的反彈，這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警示。

人類越來越是一個命運的共同體，它關乎每個國家和民族，也關系到每個個人的命運。(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