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北方官僚鑒藏活動的興起清朝建立后，定都于北京，一方面戰(zhàn)亂打破了南方安穩(wěn)的社會環(huán)境，使士人的文化交游圈受到破壞，明朝內(nèi)府收藏的大量書畫散落民間，另一方面，一些明代的舊臣以“貳臣”身份進入新的朝代，“清廷對明移臣的懷柔政策使得大批漢族文人聚集北京”，明代移民隨之也帶來了自己所收藏的古書畫。

一、 清初北方官僚鑒藏活動的興起

清朝建立后，定都于北京，一方面戰(zhàn)亂打破了南方安穩(wěn)的社會環(huán)境，使士人的文化交游圈受到破壞，明朝內(nèi)府收藏的大量書畫散落民間，另一方面，一些明代的舊臣以“貳臣”身份進入新的朝代，“清廷對明移臣的懷柔政策使得大批漢族文人聚集北京”，明代移民隨之也帶來了自己所收藏的古書畫。官僚階層擁有便利的人際關(guān)系，往往可以通過雅集交游等活動欣賞、鑒定以及交換書畫作品，以孫承澤、梁清標、宋犖、周亮工為代表的北方官僚鑒藏群體逐漸興起。宋犖為典型的清初官僚鑒藏家，字牧仲，號漫堂，商丘人，由蔭生官至吏部尚書。在與同僚鑒藏家的交往中，宋犖豐富了鑒賞經(jīng)驗，并有一些鑒藏類的著述傳世，如《西陂類稿》《筠廊偶筆》《漫堂墨品》等。不但如此，宋犖的鑒藏實踐也很豐富，其收藏的書畫有很多精品，比如唐代杜牧的《張好好詩卷》、蔡襄的《虛堂詩帖》、王詵的《煙江疊嶂圖》等，并尤為喜好元代的文人畫，元代趙孟頫的《紅衣羅漢圖》也曾被他收藏。宋犖在自己收藏的古籍書畫上很少題跋，往往蓋以“商丘宋犖收藏善本”“宋犖審定”“西陂詩老書畫府印”等鑒藏印，分別為：“宋犖審定”鈐于杜牧《張好好詩帖》；“西陂詩老書畫府印”鈐于惲壽平1670年作《蔬果冊》冊頁；“商丘宋犖收藏善本”鈐于《柳河東集》。

這些新朝的北方鑒藏家經(jīng)常通過大運河從南方購藏古跡，尋求那些散落在民間的書畫。在這種政治文化背景的影響下，書畫鑒藏中心逐漸向北方轉(zhuǎn)移。宋犖曾經(jīng)在江南地區(qū)收購大量的古籍書畫，這些古籍書畫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宋犖的喜好和鑒藏觀，最終這些作品經(jīng)宋犖的收購輾轉(zhuǎn)來到北方。

29. 9cm×31.6cm 紙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 宋犖的書畫鑒藏交游

明末時期，皇帝常常以賜予大臣書畫的方式來代替俸祿。宋犖的《筠廊偶筆》中提到：“七月二日，上出大內(nèi)歷代珍藏書畫賜廷臣，父權(quán)以大學士蒙賜。”在宋犖十三歲時其父宋權(quán)拔擢為翰林大學士。當時皇帝常賜予大臣們歷代珍藏的書畫，故其父宋權(quán)以國史院大學士身份所獲得的書畫也為宋犖的收藏提供了更多作品。宋犖為官時也備受皇帝的賞識，皇帝常常賜宋犖御題的字畫，故此宋犖在晚年建“御書樓”來專門珍藏康熙皇帝所賜的作品。宋犖所收藏的書畫對自身書風也有一定的影響，宋犖收藏數(shù)幅米芾的作品，并常加臨寫，他在《西陂類稿》中曰：“拜賜，御書恩，浩洋仁惠，諴民額，臣堂懷抱清朗褒殊，常臨米芾書，繚綾光天。”其書風逐漸受米芾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在2004年北京匡時國際拍賣的宋犖七言詩，體勢與米芾的《烝徒帖》有許多相似之處，字形空間變化豐富，結(jié)體活潑，線條粗細變化豐富，牽絲連帶果斷堅挺。

宋犖的人際交往很廣泛，不僅與同為官僚鑒藏家的梁清標、孫承澤、高士奇等有所往來，也與文人畫家兼收藏家的王士禎、張仁熙、朱彝尊等交往密切。宋犖在《西陂類稿》中記載了江邊送別高士奇時，高士奇贈他一幅董其昌的《江山秋霽圖》，這令宋犖激動不已，作詩歌于卷尾：“昭待鑒賞誰第一，棠村已歿推江村，五年當湖暫休沐，摩挲卷軸窮朝昏……”

在宋犖看來，梁清標去世后，應推高士奇的鑒賞水平為第一，高士奇收藏的古書畫已不遜色于梁清標的藏品。由此看來，宋犖與高士奇、梁清標等交往密切，這些官僚鑒藏家常常同赴雅集，欣賞書畫古玩，或通過書信交流，互以詩相贈。宋犖在這種書畫的往來中對鑒藏家水平的高低和作品的優(yōu)劣有了自己的批判標準。和年少時期的宋犖在書畫鑒藏方面有密切關(guān)系的是孫承澤。孫承澤，字耳北，號北海，又號退谷，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家、收藏家。宋犖與孫承澤可謂忘年之交，二人相差41歲，宋犖雖為孫承澤的晚輩，但同好書畫雅玩。《宋犖年譜》中記載：“順治十四年八月，宋犖應順天鄉(xiāng)試，不第。與前輩孫承澤、王崇簡、熊伯龍、宋征與諸人時相過從，為文酒之會。”此時宋犖24歲，鄉(xiāng)試不第，而孫承澤卻對宋犖的才華有所賞識，常邀宋犖來拜訪自己的書齋—“三雅齋”，《西陂類稿》中記載：“退谷先生許數(shù)過，高齊三雅共摩挲。偶披五石瓠中目，始恨當年未見多。”可見，宋犖常在“三雅齋”中與孫承澤共賞書畫雅玩，這使宋犖大開眼界，悔恨相見太晚。在此過程中，宋犖得到諸多教誨。

孫承澤在鑒定一幅古字畫時，往往通過觀察作品的墨色、用筆及所蓋印章來判斷作品是否為真跡，他在《庚子銷夏記》中記載了關(guān)于褚臨《黃庭經(jīng)》刻帖的價值鑒賞：“《黃庭經(jīng)》傳世者少佳本，禇河南臨者舊稱第一，然石缺其半。乙酉之春從市賈得宋裝小冊一函展視。用筆之妙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具絕上書，御府古石刻，蓋唐石而宋裝也。為宋高宗所鑒賞，上有內(nèi)府圖書印及奉華寶藏印。劉夫人掌內(nèi)書記居奉華堂，凡有上品書畫始用其印，此帖誠不世之珍?！庇纱藢O氏將其視為佳品，這種目測觀察的方法影響宋犖對古字畫的鑒賞，他在《論畫絕句》中記載：“黑夜以書畫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贗?！彼螤握J為古今書家的雅俗之別需要在目鑒的基礎(chǔ)上用手摩挲畫作的絹紙來賞鑒，方可辨其真?zhèn)蝺?yōu)劣。此后宋犖開始在外做官，與孫承澤的往來有所減少，但孫承澤給年少時期的宋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對于宋犖而言，其書畫鑒藏方向的老師除了孫承澤外，還有同為官僚收藏家的梁清標。梁清標，號棠村，是明末清初著名鑒藏家，以“貳臣”的身份進入清朝，收藏了大量古書畫。宋犖學識深厚，喜好鑒藏書畫，與梁清標興趣相投。梁氏曾以書信的方式與宋犖交流藏品的流傳以及鑒定的方法，其在一封信中寫道：“贈言并畫卷繳璧。美人韶秀明艷，信為宋人筆無疑。周公暇必以為唐人，前輩鑒定亦多誤如此。贈言滿紙琳瑯，極一時才人之勝。深慚秕在前矣?！备鶕?jù)作品的用筆而言，應為宋人所作，但明代周天球卻以為是唐人所畫。由此梁氏指出，前輩的鑒定也多有失誤，不能因其名氣大而不敢質(zhì)疑，這對宋犖的鑒定起著重要的影響，也使其重視不同歷史背景影響下書畫作品的時代性。梁清標鑒定書畫的態(tài)度嚴謹認真，他在《西園雅集圖記》中記載：“一日持畫來者，軸已破壞，絹為煤煙熏染，黝然幾不復辨，墨痕就日審視乃西園雅集圖也……則余之畫信伯時無疑，即非伯時當亦宋人名手臨摹?！绷菏显阼b定中不妄加定斷作品的真?zhèn)魏蛢r值，而是謹慎地對待作品的不確定因素。

不但如此，梁清標對宋犖的影響還體現(xiàn)在元代文人書畫方面，在梁氏的收藏中，元代文人書畫占很大比重，其與宋犖的交游中也有助于增加宋犖對元代文人畫的了解及喜愛。不過宋犖并不是一味贊成梁清標的鑒賞觀點，在《西陂類稿》中宋犖記載的《題吳遠度畫山水》中云：“遠度具妙筆居勝地，江山吞吐，人文切磨，其以畫得名，非偶然也。后游雪苑，縱觀余家所藏御賜舊跡，浸淫寢食其畫，益進于古。梁棠村先生以為摹仿元人而不自知其入于宋，信夫?！睂τ趨沁h度的這幅山水畫，梁宋二人持有不同觀點，梁氏以為此畫是模仿元人風格所作。而宋犖日夜觀賞古書畫，其鑒定時注重目測，從畫作的線條、顏色以及整體意境的分析上說明，此畫的氣象都已非常接近宋人，應是宋畫的風格。因為宋畫追求對客觀事物的精細描繪，而元畫則更強調(diào)筆墨境界，故此時的宋犖在學習前輩的基礎(chǔ)上已形成了嚴謹評判作品年代及價值的鑒藏觀。

在宋犖的鑒藏交游中，對其影響最大，交游歷時最久的要數(shù)王士禎，二人的書畫交游基本貫穿了宋犖鑒藏歷程的始終。王士禎，字子真，在十八歲時就已中舉，在清初文壇上有一定的聲望。宋王二人同歲，常常一起觴詠雅會，彼此為對方的藏品題跋?？滴跏辏?677）中，王士禎為撰寫《名臣言行錄》，借宋犖所藏的明代沈鯉的《家書》，閱后賦上跋。二人最多的交流還是詩歌唱和方面，“1691年，宋犖在給曹貞吉的信里提到自己有詩集三卷要請王氏點定；1694年，他作《論畫絕句》廿六首成，所請的評議人里照舊有王氏一席；1697年，宋犖完成刊刻施元之注蘇軾詩集的大工程后，亦特地作詩歌報告王氏”……宋犖任江寧巡撫時，親見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完本，興奮地將其購得，告知王士禎，隨后宋犖將《唐百家詩選》于吳門刻之，并將刻好后的《唐百家詩選》寄給王士禎，由此可見二人關(guān)系之親近。不但如此，詩歌還是二人進行交流鑒賞觀點的方式和渠道。

有時宋犖寫的詩詞會邀王士禎為其作序，自己所新購得的書畫文獻也告知王士禎來一同觀賞。例如宋犖在《西陂類稿》中收錄了在1680年自己與同僚朋友一同唱和的《雙江唱和集》，詩集的開篇就有王士禎寫下的“新城王士禎阮亭批點”。除此之外，在詩集的后面又有王士禎的題跋《寄懷牧仲虔州》：“今年八境臺雙江入登眺間注詩，楚騷多識不為少，遙憶書到時贛，石風嫋嫋?！碑敃r在文壇影響極大的王士禎評價宋犖等人詩風悠揚婉轉(zhuǎn)，并對其詩集中進行批點和題跋，也客觀地增加了宋犖的文學影響力。由此看來，詩歌也是二人交流鑒賞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在書畫鑒藏方面，宋犖在面對不確定真?zhèn)魏湍甏淖髌窌r，往往不會堅決地斷定其真實性?！八螤握埲税线^王維的《伏生圖》，對另一幅家藏王維《捕魚圖》則沒有留下只字片語，也許自己猶未深信。”這種鑒藏觀是受到王士禎的影響。王士禎《池北偶談》中記載：“丁巳四月初二日，過宋牧仲刑部邸舍觀書畫。洛神賦全圖，卷長丈許，山用礬頭，余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閨小印?！睂τ谇宄醯倪@些官僚收藏家來說，其接觸到的唐宋及之前的書畫較少，僅有《宣和畫譜》為其提供參考依據(jù)，故當時的北方官僚鑒藏家對唐宋時期的書畫作品持有“寧可按不可斷”的態(tài)度。王士禎正是如此，對于這幅《洛神賦圖》仿作，不能斷定其為東晉顧愷之所作，但又不知為何人所仿，故根據(jù)畫中的某些特點來分析，王士禎僅嚴謹?shù)卣J為此畫乃是宋代人所仿，不完全斷定其真實年代及作者。可見在書畫鑒藏方面，二人都持有“寧按勿斷”的態(tài)度。宋犖與王士禎的交往數(shù)十年，二人唱和詩歌，鑒賞書畫，彼此形成良好的書畫交游活動。

三、 宋犖書畫鑒藏交游的特點

宋犖與同僚們的書畫鑒藏交游活動頻繁，他們共同鑒賞書畫、互贈詩書、鑒定題跋。在鑒賞的過程中，其鑒藏方式和態(tài)度與當時嚴謹?shù)膶W術(shù)風氣相一致，這一定程度上受清初考據(jù)之風的影響。清初的考據(jù)之風注重文獻依據(jù)，追求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清初學風轉(zhuǎn)變的直接結(jié)果是訓詁考據(jù)之學的興盛，而訓詁考據(jù)的前提就是需要大量真實可靠的資料作為依據(jù)”。清初訓詁考據(jù)學的興起，不僅使金石學及古文獻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視，也使當時的官僚書家形成務(wù)實的鑒藏觀。

宋犖在鑒賞一幅書畫作品時，常常通過目鑒的方式觀察畫作的用筆、用色及風格特點來最終判斷其作者或者真?zhèn)?，并根?jù)自身的喜好將鑒賞過的古籍字畫進行交易或者收購過來。其中，宋犖對于不同風格特點的古書畫的了解，往往也是根據(jù)真跡作為對比依據(jù)。對于不能判斷其作者的作品，宋犖及一些同僚們常持有“寧按勿斷”的態(tài)度。根據(jù)該畫作的特點，大致判斷其所處年代，其余不多加說明。這種嚴謹?shù)蔫b藏態(tài)度顯然是受到當時考據(jù)之風的影響。在這種學術(shù)風氣下，宋犖也曾進行過金石碑帖的買賣或收藏。例如宋犖在1699年得到流傳的《華山廟碑》拓本，并作《延熹華岳廟碑歌》：“……明中葉遭倍擊，神物消滅同飛煙。關(guān)中秘藏或一二剝落，那得驪珠全此本宋拓，缺僅十一字，可博一金錢，河北金吾老愛此，摩挲珍比瓊琚璇，何幸鴻寶入我篋?！薄昂颖苯鹞崂稀敝傅氖敲髂┣宄醯氖詹丶彝貔i沖，直隸長垣人，因此該拓本又稱長垣本。這部《華山廟碑》拓本原被他收藏，后轉(zhuǎn)入宋犖手中。從“何幸鴻寶入篋”中又能看出宋犖對此拓本的喜愛和珍視，宋犖為這本金石拓本作詩歌，不僅使拓本的價值性提高，還為后世提供了《華山廟碑》長垣拓本的流傳依據(jù)。

宋犖常常與同僚朋友進行書畫交游，其個人的書畫往來又影射著當時官僚鑒藏家交往的整體風貌，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很普遍的。清初的北方官僚鑒藏家活躍于書畫雅集等活動，通過一幅作品的遞藏情況可以體現(xiàn)出當時社會中書畫的流動性。北方官僚鑒藏家之間的交游促進著書畫作品的流傳，“‘交游考’的面紗后，遮掩著一方的能力和另一方的需求”。正是在此種條件下，書畫交易愈加頻繁，書畫市場也愈發(fā)興盛。而到了清朝中期，宋犖等私人收藏的書畫作品轉(zhuǎn)到安岐手中，最終被后人上交至乾隆內(nèi)府。雖然流傳于民間的法帖數(shù)量逐漸減少，但帝王的收藏卻使古代法書墨跡進行了大匯總，有助于作品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