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王祥林

　　沒有深入的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也沒有發(fā)言權。要少一點豪言壯語，少一點牢騷話，要多一點基層的調查，多思考一點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才能對得起我們的使命。

　　從1993年到2008年，我連續(xù)擔任了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登上中國參政議政政治舞臺的23名民營企業(yè)家中的一員。回想參加全國兩會的那15年，我這個農民出身的民營企業(yè)家能夠作為工商聯界別的委員，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政議政，共商國是，共同討論國家大政方針，共同見證中國經濟社會發(fā)生的巨大變化，真是心情難以平靜。

　　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期間，我每年都要提出至少5個以上的提案，15年來累計提交提案達到200多件，其中，關于“三農”問題的提案建議達五六十個，涉及郵政服務“三農”、土壤污染管制、切實改善農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加強野生稻資源開發(fā)和利用、保護我國紅樹林資源等方面，不少意見建議得到中央及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采納。

　　建言“三農”是要用兩腳泥來說話的

　　從擔任委員的第一天起，我對自己說，一定要“不圖虛名，不辱使命，不負眾望”。

　　我來自農村，最熟悉農村生活與農村經濟，對農村充滿了感情。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從一個農村種田的農民變成了一個跟“三農”打交道的民營企業(yè)家。擔任政協(xié)委員后，我認為自己有更多責任為“三農”建言獻策，幫助我的農民朋友盡快富裕起來。

　　我留心觀察田間地頭種地的農民，親身感受他們的所思所盼。我常常思考，農村為什么離市場經濟那么遠？

　　2003年左右，針對當時農產品銷售困難、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突出問題，我先后前往全國20多個省市區(qū)的鄉(xiāng)村考察，了解到全國各地的農產品普遍銷售難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是農民信息不靈、農村商品流通渠道少而不暢。在考察中我又發(fā)現，郵政系統(tǒng)的郵路網絡覆蓋面廣，還有村級郵政代辦點或“三農”服務站。我想，是否可以發(fā)揮郵政系統(tǒng)這種優(yōu)勢和作用呢？

　　為此，我在2004年全國政協(xié)十屆二次會議期間提交了《利用全國7萬多處農村郵政支局(所)，開展農資產品配送服務》的提案。提案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作出批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很快組織專人進行調研。后來，有關“鼓勵郵政系統(tǒng)開展直接為農民生產生活服務的連鎖配送業(yè)務”的條款被寫入200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在以后5年的一號文件中央都強調這方面的內容，為促進農村經濟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2005年2月3日，《人民日報》以《提案追蹤:政協(xié)委員建議寫進“一號文件”》為題的報道稱:“全國政協(xié)委員王祥林的一條建議，被寫進了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里，讓我們品出了議政建言的分量。”

　　我認為，有分量的建言獻策應該是鮮活的，有現實基礎的，有的放矢的。建言“三農”是要用兩腳泥來說話的，沒有深入的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也沒有發(fā)言權。我們要少一點豪言壯語，少一點牢騷話，要多一點基層的調查，多思考一點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才能對得起我們的使命。

　　學會從“小我”到“大我”

　　我從基層找到了建言獻策的切入點，而全國兩會的大舞臺則給了我增強參政議政本領的機會。政協(xié)大舞臺教會了我如何從“小我”到“大我”。

　　政協(xié)委員是榮譽、更是責任。每一次參加兩會，對我都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在那里，我聆聽國家領導人的報告，見證了許多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我傾聽各行各業(yè)精英的發(fā)言，與不同界別的委員交流，從其他委員的建言中獲得啟示。我的內心因此與國家更加貼近，我的眼界因此而更加開闊，特別是我觀察“三農”的思路也變得更深、更廣。

　　無農不穩(wěn)。高質量的“穩(wěn)”才是真正的“穩(wěn)”。所以當下乃至未來的“農”都要從質量入手，只有“農”提升了質量，農民增收的問題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受益于多年的政協(xié)氛圍的熏陶，我開始思考野生水稻品質資源的保護、利用和開發(fā)研究。

　　中國是水稻原產國，具有豐富的野生水稻資源，但這些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而野生水稻品質資源的保護和利用，是未來水稻育種的關鍵。不論從糧食生產還是食品安全的角度來看，加強保護和利用野生水稻品質資源都是一項戰(zhàn)略性課題。這對人口眾多耕地稀少的中國乃至世界來說，都十分重要。

　　從2000年開始，我投入巨資聘請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擔任顧問，收集和引進我國及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優(yōu)質野生稻資源，并在北海市合浦縣基本農田保護區(qū)內建立了“噴施寶野生稻選育與制種基地”，廣泛利用野生稻豐富的遺傳多樣性進行野生稻、稻種資源的研究和開發(fā)。

　　2007年，我在全國政協(xié)全會上提交了《呼吁保護野生稻資源的提案》，建議國家把“對野生稻開發(fā)利用”作為重要課題組織相關人員進行研究，并設立專項研發(fā)基金；制定相應政策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野生稻資源開發(fā)和利用。這件提案引起了一些育種省份政府部門的重視，湖南、江西、廣西的一些農科院野生稻科研因而獲得了或多或少的支持。

　　直到卸任委員之前，我一直在呼吁此事。現在我還是一如既往地支持野生稻研究。因為我認為，這個是未來中國糧食安全需要的，我有責任分擔。

　　與“三農”的這段“政協(xié)”情深深地影響了我。卸任委員前一年的2007年7月，經全國工商聯推薦，我被接納為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成員。在2011聯合國私營業(yè)論壇上，我大聲呼吁，科學合理使用化肥與農藥是農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保證等，獲得國際同行的贊賞，為自己的國家贏得了聲譽。我們開展降低土壤農藥殘留、蔬菜農藥殘留機理研究，目前已申請了5項國家發(fā)明專利。

　　我盼望盡早實現我的“野生稻科研夢”，同時希望更多的來自農村的委員，不論界別，都來多關心眼前的或者未來的“三農”問題，多想想辦法，多身體力行地做。

　　本報記者　吳志紅/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