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作《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寅恪先生作為現代學者，最看重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說，這是他終身所堅持并為之奮斗的目標。“現代學術”這一概念，其核心標志是學者可以自由思考和從事學術研究，并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王靜安先生應該是現代學術的奠基者和開辟者。1929年，寅恪先生在其所撰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情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短短的一篇碑銘，特標出“獨立自由”四字，并以脫卻俗諦為發(fā)揚真理的前提條件，現代學術的精義，可以說都在其中了。

　　陳寅恪的學術思想是可以以“學說”稱的，他的學說中包含諸多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思想的命途。著名學者馬一浮說：“國家生命所系，實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聞見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觸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陳寅恪是史學家，也是思想家，他有系統的學術思想。而思想是學術的靈魂，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視為他學術思想的精神維度。

　　陳寅恪的學術精神，雖然第一次是出現在1929年所寫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但平生著述，無不為此種精神所貫串。因而可以明了，《再生緣》一書所以獲得寅恪先生的高度評價，固然是彈詞七字唱的文體吸引了他的研究興趣，從作品內容來說，更主要是陳端生的不為傳統所拘的自由思想使得他有所共鳴?！墩撛偕墶返狞c睛之筆在于：“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余。”《柳如是別傳》的撰寫，陳寅恪先生在《緣起》章中說得明白，也是為了“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宋朝文化，寅恪先生評價最高，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又說“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所以如此，蓋由于宋代的思想自由，才形成學術的繁盛。寅恪先生說：“就吾國數千年文學史言之，駢儷之文以六朝及趙宋一代為最佳。”所以然之故，則是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駢儷之文遂亦無敵于數千年之間矣”。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提出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是實現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關鍵。“俗諦之桎梏”，不僅指客觀環(huán)境的限制，也包括學者的主觀障蔽，即“以心為形役”的作繭自縛。愛因斯坦在談到科學的兩種自由時說過：“我所理解的自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條件：一個人不會認為他發(fā)表了關于知識的一般和特殊問題的意見和主張而遭受危險或者嚴重的扭害。”接下去他又說:“科學的發(fā)展，以及一般的創(chuàng)造性精神活動的發(fā)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可以稱為內心的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guī)和習慣的束縛。這種內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難得賦予的一種禮物，也是值得個人追求的一個目標。”

　　陳寅恪先生當然知道構成客觀環(huán)境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實現的。但“內心的自由”，是屬于致力于學術的學者自己的，能否自我獲得，是“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的前提。1930年寅恪先生寫有《閱報戲作二絕》，其一云：“弦箭文章苦未休，權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雖為戲筆，卻是寫實，給無法“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的文人學者畫了一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