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好文藝和學問的女學生大多充不得美人樣品。”這是錢鍾書在《貓》里寫的話。但林青霞是個例外。在娛樂圈，林青霞創(chuàng)作的文字超過了她絕大多數(shù)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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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歲月流逝，紅顏易老。林青霞給自己找到了一個充滿文字的桃花源，于是，歲月加載給她的時間變慢了。

　　“云去云來間產(chǎn)生了許多故事”

　　2014年11月3日晚上，各路記者匯集在香港半島酒店外，酒店里是林青霞60歲的生日宴會。

　　“宴會上多是林青霞的私人朋友，出版界的人可能就我一個。”劉瑞琳對環(huán)球人物雜志記者說。早在發(fā)邀請函時，林青霞就對大家強調，這次生日不收禮金和禮物。但作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劉瑞琳還是送了林青霞一件特別的禮物——為林青霞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云去云來》。書名源自元代散曲中的句子：“水深水淺東西澗，云去云來遠近山。”林青霞喜歡看云，感慨浮云變幻正如人間萬象，“我的書里有許多云去了，又有許多云來了，就在這云去云來間產(chǎn)生了許多故事”。

　　晚宴上，林青霞根據(jù)每桌客人的特點，取一部她演過的電影名字作為“桌名”。劉瑞琳與臺灣散文家董橋、香港文化學者馬家輝、香港導演楊凡等人同桌，都是文化圈的人，那桌的名字里就是“紅樓夢”。“她很在乎每個人過得是否愉快，逮到機會就問我們‘開心嗎？’”劉瑞琳回憶說，“還有，那晚她真的很漂亮！”

　　劉瑞琳第一次見林青霞是5年前。當時，她看到林青霞發(fā)表在媒體上的文章，想請林青霞出書。她寫了一張紙條，委托臺灣作家白先勇帶給林青霞，又找到林青霞的好友、香港翻譯協(xié)會會長金圣華引薦。但林青霞沒有馬上答應，因為當時有幾十家出版社在找她。后來，劉瑞琳終于見到了林青霞。林青霞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哇，你很有型啊！”劉瑞琳第一次聽到有人用“有型”來稱贊自己。這句開場白，讓談話的氛圍一下子變親近了。她們談了1個多小時，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次再見，就直接簽了合同。

　　于是，2011年，林青霞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窗里窗外》。此時距她息影已經(jīng)17年。在出書之前，她的女兒們覺得母親整日無所事事，小女兒邢言愛還問過她：“媽媽，你是做什么的？”出了書以后，林青霞感到女兒們對自己刮目相看，“她們覺得我再也不是那個游手好閑的人了”。

　　與《窗里窗外》相比，劉瑞琳覺得《云去云來》有了明顯的進步。“林青霞是一個善于學習的人。我想，這幾年里，寫作應該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能形容天堂與地獄的感覺，就能寫文章”寫作對于林青霞而言，是后天習得。她說過，自己上學時就沒有看課外書的習慣，一堂課經(jīng)常完不成一篇作文。進入演藝圈后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更不用說看書。真正拿起筆，是在她嫁人息影之后。

　　1994年嫁到香港后，林青霞還得常回臺灣照顧父母。在醫(yī)院病榻之間目睹生老病死，心情難免沉重。有一次在香港導演徐克家，她對馬家輝的太太林美枝聊起從臺北回到香港時的感覺：“回到香港通常已是晚上，從機場回到家必須經(jīng)過一條長長的高速公路。公路兩旁的路燈，因為車速的關系，形成了兩道強光，四周安靜無人，仿佛正在經(jīng)過一個時光隧道，從地獄回到天堂，迎接你的將是歡笑和希望。”一旁的馬家輝靜靜聽完，就約林青霞給他所在的香港《明報》寫專欄。林青霞問他何以認為自己能寫文章，馬家輝說：“能形容出天堂與地獄的感覺，就能寫文章。”

　　其實，此前有人發(fā)出過類似邀請，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音樂人黃霑，但林青霞“不敢獻丑”。兩個月后，黃霑去世了。追思會前兩天，林青霞寫了2000多字的紀念文章，于2004年11月發(fā)表在《明報》“世紀版”，題目是《滄海一聲笑》。這被視為林青霞的散文處女作。之后她一篇篇地寫了起來，從電影生涯到親朋好友，從各地游記到人生感想。馬家輝說：“林青霞很明顯已經(jīng)欲罷不能。”

　　林青霞喜歡用稿紙，寫不好就搓成一團丟在地上，“丟得滿地一球一球的，感覺就像以前電影里的窮作家，很有戲”。有一次她回到家，突然來了靈感，馬上伏桌寫起來，一直到天亮才發(fā)現(xiàn)自己一身盛妝還沒卸。大女兒邢嘉倩也作證：“有一晚我從她房里回自己房間睡覺，第二天放學回家，她還是坐在原來的位置寫同一篇文章。”

　　馬家輝印象最深的是：“曾有許多個凌晨深夜，我和美枝被傳真機的響聲吵醒，不必查看即猜得到是她傳來稿子；第二個晚上，稿子又來了，原來是修訂版；再來往往又有第三版第四版，林青霞總是小心翼翼地對待自己寫出的每個字詞，好壞美丑，她都盡了力去承擔。”

　　對于發(fā)表文章，林青霞很是惴惴不安，總覺得馬家輝沒有好好修改。她在文章里寫道：“不知道他是真的認為我能寫文章，還是以為明星寫什么都有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真認為我寫得好，還是懶得改……”

　　“你畢業(yè)了，可以戴方帽子了”

　　自知“先天不足”的林青霞為了提高寫作水平，找到了兩個好辦法。一是看書，二是交朋友，尤其是文化界的朋友。

　　金圣華算得上林青霞寫作的啟蒙老師，林青霞視她為神話中的文藝女神繆斯：“經(jīng)常會因為她的一句話，觸動了我的靈感而完成一篇文章。從我的第三篇《小花》開始，她就成了我的把關師父，每篇文章的第一個讀者必定是她。”

　　有一次，林青霞和金圣華去看法國印象派畫展。金圣華借莫奈的兩幅名作對林青霞說：“你看，每一幅畫都因為捕捉的角度不同、運用的色彩有別，而產(chǎn)生出獨特動人的豐姿……因此，同樣的主題，可以寫了又寫，說過再說，從不同角度切入，自會呈現(xiàn)出千變?nèi)f化的面貌。”這番話讓剛開始寫作的林青霞受益匪淺。

　　有時候，為了一個字詞或標點，她能改上十次八次，每改一次都會把文稿傳給金圣華，一起討論。金圣華曾透露：“(林青霞)請教月刊的編輯、報紙的主筆，以及所有教文學、搖筆桿的朋友。眾人的意見，她都廣納博采，然后一篇又一篇，一遍又一遍，熔鑄在自己的文字里。”

　　開始寫作之后，林青霞和朋友之間常會互贈書籍，后來各家出版社也不斷送書給她。林青霞家里原來最多的是衣服、鞋子、包，后來逐漸被書取代。客廳、書房、臥室乃至洗手間里，到處都是書。

　　寫作之初，林青霞不知文章如何收尾。2008年，她結識了《apple日報》的社長、散文家董橋，并向他請教。董橋輕描淡寫地回答：“想在哪兒停，就在哪兒停。”林青霞被一語點醒。從此她每寫完一篇文章會先過金圣華這關，然后又追著董橋幫自己修改，有時一天好幾個電話。但董橋基本上只改標點：“有些段落覺得她可以再寫深些，有些情節(jié)她著墨稍濃，我想著替她沖淡些，再一斟酌，還是輕輕放她過去——過些年她的視野會變，筆鋒會變。”

　　2010年6月，林青霞開始給《apple日報》的“蘋果樹下”寫專欄文章。每當文章見報，她總會興高采烈地買十幾份寄給各方好友。有一次她嘗試采用擬人的手法寫作，題目是《婚紗歷險記》。董橋說“good try”(意為挺不錯)，但沒有采用。好友安慰林青霞：“沒有一個作家不被退稿的，這表示你是個作家。”林青霞很高興，覺得避免了一次獻丑，還給董橋發(fā)短信致謝。寫了將近4年，專欄結束了。董橋對林青霞說：“你畢業(yè)了，可以戴方帽子了。”

　　有一次，林青霞拿幾篇文章給臺灣作家龍應臺看，龍應臺直接說：“不要寫‘我覺得’、不要教訓人、不要太客氣地寫我很榮幸、我很慶幸這一類的話。寫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樣，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刪掉。”

　　林青霞文化圈的朋友都不簡單，他們不僅是林青霞的老師，也躍然于她的筆尖。

　　林青霞寫出了臺灣作家蔣勛的平和與內(nèi)斂。“認識蔣先生先是認識他的聲音。朋友送了由他導讀《紅樓夢》的盤片，我聽得入了迷，心想怎么會有那么好聽的聲音？《紅樓夢》這本家喻戶曉的文學名著，透過他那抑揚頓挫、醇厚而富有磁性的聲音，把我?guī)肓瞬苎┣酆棋奈膶W世界。”“因為太喜歡聽他講課，之后才又參加了他帶領的文化旅行團到吳哥窟。”“除了觀賞古跡遺址，同時也是一種修行，是心靈的洗滌，是智慧的旅程。”

　　林青霞最欣賞蔣勛的，是他的從容淡定：“經(jīng)常穿著棉質衣服，腳踩一雙休閑鞋，頸上圍著一條紅圍巾，舉措之間頗有禪味。”她稱蔣勛為老師：“總是陶醉在他的聲音里，沉迷在他的文學、美學和思想的領域里，愿意做他永遠的學生。”

　　林青霞寫出了香港導演楊凡的瀟灑與自在。“不知道他是傻瓜還是聰明人，我想他兩樣都是。平常他省吃儉用，夏天一雙涼鞋，冬天一雙破球鞋，背的是臺灣最便宜的書包，出門總是搭經(jīng)濟艙，可是拍起戲來他決不手軟，兩千多萬港幣一部戲，自己掏腰包，你說他傻不傻？拍戲花錢像流水，朋友都為他擔心，他眨眨眼睛，一張帶著酒窩的笑臉，一派優(yōu)雅地擺擺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的人生之路走得比誰都瀟灑都自在。對電影的癡迷，對電影的熱愛，令他勇往直前，一部接著一部往下拍。有時電影票房不如理想，他會說：‘人家愛不愛看無所謂，反正我是百看不厭。’”

　　林青霞寫出了已故的香港傳媒先驅何佐芝的細膩與風度。2013年農(nóng)歷新年，施南生約林青霞到東京旅行，何佐芝也是旅伴之一。“以他94歲高齡，竟然舟車勞頓到寒冷的日本度假，見了他才知道我的顧慮是多余的。我們第一餐是在一間二樓餐廳吃韓國烤肉……因為過年，我每次敬他酒，必定以四個字的祝詞逗他開心，而他總是微笑地雙手舉杯并真誠地望著我才飲酒……飯后，我發(fā)現(xiàn)他竟然自己靜靜地到柜臺把賬給付了。”

　　后來，在京都賞花時，林青霞再次被感動：“開車回酒店時，何先生請司機在一家小店門前停下，他要親自下車買小禮物送給他心儀的女友，那是日本最好的面油紙，他真是我見過最有紳士風度和最懂得疼惜身邊女人的男士……如今他睡了，或許到另一個世界才蘇醒。何先生，再見。”

　　文化圈的朋友們?yōu)榱智嘞继峁┝藢懽魉夭?，她盡可能地寫出每個人的與眾不同。但她也經(jīng)常為沒有寫作靈感而發(fā)愁。每當這時，她就慶幸自己不用靠寫稿吃飯，“一個字不到一塊錢，怎么養(yǎng)家糊口啊”。

　　在《窗里窗外》的自序中，林青霞寫道：“寫作出書從來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也是我不敢做的美夢，正如拍電影。”但如今，不論是電影還是寫書，她都已夢想成真。

　　在《窗里窗外》中，林青霞曾以“不打不相識”描述與施南生友情的開端：有一天，林青霞向施南生抱怨拍攝行程安排得不妥，讓她舟車勞頓，不料在她眼中一向是女強人的施南生竟然哭了起來。原來，那天正是施南生和徐克的結婚周年紀念，施南生因為只能一個人度過而感到委屈。這讓林青霞產(chǎn)生了一種同為女人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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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互相體諒對方，從此成了朋友”。當時兩人恐怕都沒有想到，這種緣分不僅讓她們合作出不少好電影，讓林青霞“在香港生了根”，更使兩人成為相知30多年，共同經(jīng)歷人生許多重要時刻的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