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嚴一點：降低門檻，更多適用死刑？

　　1、 刑法的懲罰，必須講求梯度性，否則會產生更大的惡果

　　“拐賣兒童哪有不嚴重的？應該一律判死”，這種論調如果不是一時氣話，則未免太失理性?？膳碌氖?，這種不理性的狀態(tài)不僅來自民眾，也來自一部分媒體。比如某報紙認為“只要是參與了販賣人口，情節(jié)嚴重程度均是無差別的。”要知道，即使是涉嫌故意殺人罪，也不是全都要判死的。

　近日，某人販指認現場，被群眾包圍。

　　那么，稍微理性一點的說法，比如“降低此罪判死的門檻”呢？這顯然也是錯的。如果把此罪死刑的適用面擴大，必然造成懲罰結果梯度性失衡，若拐1人和拐3人以上、有無涉及暴力犯罪，都是同一個懲罰結果，則違背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因此，既然法律條款中已經明確規(guī)定，拐賣兒童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那么，是否適應死刑，理當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原則，根據具體案情，來判斷是否符合死刑判決的條件。

　　降低死刑門檻，最大的惡果還不僅僅是違背了刑法的原則，而且會帶來大家都不愿意看見的結果。幾乎所有的涉拐案件，其背后的犯罪動機都是牟利。如果拐1人是死，拐100人也是死，既然已經走上了必死之路，你說他是會多拐點還是少拐點？

　　另外，對于人販子而言，最理想的結果是“錢貨兩清”，最不理想的結果是，在犯罪過程中被發(fā)現。如果一旦涉案就可能面臨死刑，在面對暴露危機時，其鋌而走險殺掉被拐者的概率一定會增大。這就是為什么販毒者，往往要裝備武裝、暴力抗法的原因。

　　震懾拐賣兒童類犯罪，不要神話嚴刑峻法

　　1、 我國拐賣兒童犯罪有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無法匹配上對拐賣者的震懾

　　之所以很多人呼吁對更多的人販子處以極刑，是認為重刑的威懾力能減少相關犯罪。對于重刑能否減少犯罪，這個議題過于宏大、復雜，學界也多有爭議。不妨拋下這個大話題，僅僅聚焦在拐賣兒童犯罪中，考查一下嚴刑峻法對拐賣者的震懾，有多大作用。

　　我國的拐賣兒童犯罪有三個特點。其一，親生父母販賣兒童的情況嚴重。今年1月，山東警方破獲一起販嬰大案，解救了37名嬰孩。誰也想不到的是，這些嬰兒大多是被親生父母自愿賣掉。學者李春雷對2000年以來媒體公開報道的133個拐賣兒童案例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結果發(fā)現，不論是團伙勾結還是單獨作案，有67起案件都是親生父母所為。那么問題就來了：親生父母是“賣”自己的子女，卻談不上“拐”。雖然有一些地方是按照拐賣兒童罪論處這些父母，但更多的是面臨這樣一種困境：在拐賣兒童罪與遺棄罪之間游移不定。親生父母販賣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會被處以拐賣兒童罪都不一定，加重拐賣兒童罪的量刑有何用？

　　誰也想不到，在地下產房里販賣孩子的，竟然是他們的親生父母。

　　其二，我國的拐賣兒童類犯罪中，破案率低。雖然有些地方聲稱在拐賣婦女兒童類犯罪中，破案率能達到80%，但從全國范圍來看，情況很可能不是這樣。據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立案數超過18000件，但是被偵破的案件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足22%。這一數據，低于國內年均40%左右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我們所說的嚴刑峻法的威懾，要建立在相對較高的破案率基礎上，如果80%的案件無法偵破，只會增加慣犯的僥幸心理。

　　其三，買方難入刑，需求龐大。我國拐賣兒童犯罪之所以高發(fā)，原因在于擁有巨大的買方市場。但由于刑法對買孩子的行為網開一面（“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注：拐賣兒童“買方入刑”草案正在審議），這等于是在縱容買兒童的行為。一方面縱容買家，一方面打擊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