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今年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日前在上海結束。會議就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現(xiàn)狀和態(tài)勢作了分析討論，闡述了各成員國相對應的貨幣政策及政策走向，并就各成員國避免采取損人利己的貨幣政策，達成了不具有任何法定約束力的有限共識。

在本次“雙長”會召開前醞釀峰會議題時，部分美歐貨幣專家提議，把成員國協(xié)同干預匯率、支撐人民幣、遏制貨幣戰(zhàn)，作為會議的首選議題，力爭簽署一個新的“廣場協(xié)議”，迫使人民幣按一定時限分階段強行升值。好在這一不懷好意的提議，并沒有也不可能被G20全體成員國所采納，否則，本次會議勢必上演不歡而散之鬧劇。

新“廣場協(xié)議”雖被證明純屬子虛烏有，但從該“笑話”切題分辨人民幣與西方貨幣，尤其是日元的政治差別，于增強國人的“人民幣定力”，不但不言多余，而且還頗有現(xiàn)實意義。

舊“廣場協(xié)議”1985年初秋簽署，其國際背景為美元、英鎊、法郎、馬克聯(lián)手對付日元，威逼日元以每年5%的幅度連年升值。如此強迫下日元資產出現(xiàn)嚴重泡沫化，至九十年代初，日本被美英法德聯(lián)手重創(chuàng)，迄今都未能翻身。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前蘇東集團恰好也在同一時期灰飛煙滅，日本和日元成為前蘇東集團垮臺的一個另類陪襯，恐怕不是偶然。

眾所周知，日本的民族自尊心極強。日本經濟借助越戰(zhàn)和美蘇冷戰(zhàn)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起飛，自八十年代初超越前蘇聯(lián)成為全球第二，并開始對全球老大形成實質性威脅。若單純考量日本人的民族秉性，當年如日中天之日本，豈肯輕易向美英法德低頭，吞下明擺著要置日本于死地的屈辱苦果。無奈日本當年的經濟強勢無法彌補日本的極度政治劣勢。以至于人在美英法德的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任何一國之貨幣，從來就不只是一種支付工具，它與生俱來帶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如果一國的貨幣已躋身為世界貨幣，其不可避免就會烙有國際政治的鮮明印記，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國際政治博弈結果的影響與擺布。現(xiàn)代國際社會，日元的上述國際政治屬性最為顯著，其博弈結果亦最為凄慘。

作為戰(zhàn)敗國，美國在逼迫日本強行接受和平憲法后，即與日本建立同盟關系，但當年的日本乃至今天的日本，仍然被籠罩在山姆大叔的陰影里沒有真正獨立的國家外交，而獨立的貨幣政策恰恰必須以獨立的國家外交作為政治基石。這是日本被迫吞食“廣場協(xié)議”苦果的根本緣由。

八十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尚未步入全球化階段。在冷戰(zhàn)陰霾下，日本經濟的巨大產出，主要依靠美歐市場才能消化。一旦美歐感受到日本的過大威脅，利用日本政治上的“脆弱性”對日元下狠手，令日本沒有多少討價還價之能力。

同一時期“亞洲四小龍”崛起，尤其是韓國和臺灣價格遠低于日貨的外向型經濟，其主要出口方向也是美歐市場。這對于美歐無疑進一步增大了打擊日元的可行性。

與此同時，中國改革剛從農村擴展至城市，中日貿易量幾乎可忽略不計。由于中國經濟剛起步，東南亞諸國尚未到搭乘中國班車時候，日本對外貿易若不死抱美歐這棵大樹，幾乎沒有太多回旋余地。美歐尤其是美國，正是摸準了日本的軟肋，才毫無顧忌召集英法德對日元下了狠手，而日本則只有忍痛接受的份兒。

今日中國人民幣之國際地位，其所應對的國際政治大格局，與當年的日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以中國自身意志為主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始終與中國的發(fā)展階段相對應相匹配。2005年，人民幣市場化匯改啟程，此前一年中國經濟坐擁全球第三的位置。2009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區(qū)間加大，離岸人民幣市場啟動，中國已取代日本坐擁全球第二的位置。去年底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成為世界貨幣之一，在于第二的位置已經坐穩(wěn)，而其穩(wěn)定性則以全球門類最齊全的制造業(yè)和發(fā)展勢頭如虹的現(xiàn)代服務業(yè)為基礎。去年下半年起匯率浮動區(qū)間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震蕩頻率亦相應加大和加密。這是人民幣全球性市場博弈的必然現(xiàn)象，亦有博弈經驗之欠缺，卻不可能撼動人民幣的總體穩(wěn)健態(tài)勢。在國內外貿增幅下降而在全球占比繼續(xù)強勢提升、國際大宗原材料價格普遍呈“白菜價”的情形下，中國怎可能為擴大更加便宜的進口，而屈服于外部世界指望人民幣人為升值的可笑壓力？

鑒于以上簡析已不難看出，人民幣的上述特點，建立于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能力，正是它確保了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和獨立。如是，日元怎么可能成為人民幣的“前車之鑒”？（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