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馮承素摹本

　　在中國藝術史上，恐沒有一個作品贏得了王羲之（303年—361年）行書《蘭亭序》的榮譽。唐太宗李世民將之推舉為“天下第一行書”，自此以后，越千百年，《蘭亭序》不僅為歷代帝王所寶，而且為天下書家崇奉，尊為“萬世法書之所從出”（宋郭雍語）。

　　《蘭亭序》為王羲之于353年暮春（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撰寫，是為他與朋友合作的詩集《蘭亭詩》作的序。王羲之是酒后用寫禿了的毛筆（“退筆”）書寫《蘭亭序》的，“揮毫制序，興樂而書”，但酒醒后他日重寫數(shù)十百篇，都不如這篇原作。王羲之對自己這篇不可重復的“神助之作”，特別珍愛寶重，留與子孫傳承，傳到第七代孫僧智永，卻傳出王氏，傳給了智永的弟子辯才。

　　李世民做了皇帝后，搜集王羲之真跡無數(shù)，但獨不得《蘭亭序》，而又偏重《蘭亭序》，“求見此書，營于寤寐”，得知此書在僧人辯才處，不惜以千古一帝之尊，聽從房玄齡進諫，派監(jiān)察御使蕭翼從80旬老僧辯才處施用詭計獲取。在唐人何延之筆下，“蕭翼賺《蘭亭》”，權計相加，驚險曲折，擱今天不啻是一部劇情大片。初得《蘭亭序》，李世民曾命其御用拓書人馮承素等四人各臨摹數(shù)本，賜給皇太子諸王近臣。李世民做了22年皇帝（627年－649年），他去世后《蘭亭序》真跡為他殉葬昭陵、埋沒至今。（參見《何延之蘭亭記》）

　　李世民何以獨尊《蘭亭序》，而且他的推崇又成為后世不同朝代書法思潮的主導觀念？一言以蔽之，是《蘭亭序》符合他所代表的中國書法的理想精神。李世民認為“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惟王羲之一人，并且稱贊王羲之書法“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反直”（《晉書·王羲之傳論贊》）。李世民的評價，揭示了王羲之書法兩個基本特點：連續(xù)性（“狀若斷而還連”）和變化性（“勢如斜反直”）。但是，這是非王羲之不可以達到的連續(xù)與變化境界，天真自然而至于神妙莫測，即所謂“煙霏露結”和“鳳翥龍蟠”。《蘭亭序》全篇324個字，從首字“永”字開始，到末字“文”字結束，不僅筆斷意連、筆勢通暢活潑，而且屈伸正斜、無一字相同——其中21個“之”字，字字不同。然而，《蘭亭序》更表現(xiàn)出心手相從、物我冥合的幽淡從容，是極高度的率性自由與極微妙的法度考量的平衡。這就是中國書法的理想精神的核心，也就是李世民所謂“盡善盡美”。

　　王羲之以59歲而終，唐代書學家孫懷瓘概括其為人，稱其“骨鯁高爽，不顧常流”（《書斷》）。王羲之生活的時代，是崇尚老莊、風流放達的時代，在他的前面，有孤傲任性、直言禍身的嵇康；在他的后面，有歸隱田園、放逸詩酒的陶淵明。與嵇陶相比，王羲之更為自然沖和，他既具清真貴要的超然氣質，又懷抱耿直俊利的士人意氣。王羲之是道教的信徒，但相對于老子，他的生命精神更同化于莊子。從南朝劉慶義的《世說新語》和唐朝張彥遠的《法書要錄》所記載的諸多故事可見，王羲之是集雅量、興趣、耿直和仁愛為一身且極具人格魅力的藝術家。他畢生無意官場權力，一生數(shù)度拒辭官位，然而一旦就任，卻上憂君國、下恤民生，護國賑民，甚至不惜招罪引恨。355年，53歲的王羲之因與王述仇隙不解，恥為其下，在父母墓前立誓辭官，絕別官場，歸棲于山水之樂、親朋之歡。王羲之的“不顧常流”，出自于他耿直曠達的人生情懷，惟其如此，他的一切行止都極親切自然，極超曠靈動。張懷瓘稱王羲之“天質自然，風神蓋代”（《書斷》），實為精準之論。

　　關于王羲之的生卒年，史上有兩種說法，一說303年—361年，一說321年—379年。若王羲之生于321年，則于353年33歲時撰《蘭亭序》。這不僅與諸多史實不合，也與齊梁時代王僧虔和庚穌等士人所持王羲之書法“在始未有奇殊，迨其末年乃造其極”之說相背。王羲之少年既以聰慧善書成名屬實，但成為后世崇奉的“古今莫二”書圣者，實以其暮年“博精諸體、備成一家”的書法造詣。《蘭亭序》不僅是王羲之畢生會古通今、變古為今的登峰造極之作，更是他的人生經(jīng)歷至暮年而熔鑄精粹、自然曠達的結晶。張懷瓘標定王羲之書法境界為“靈和”（《書議》），觀《蘭亭序》，純是一片靈和氣象，用該文中四字來說，則是“惠風和暢”。非王羲之寫不出《蘭亭序》，王羲之非達51歲知天命之年亦寫不出《蘭亭序》。以書證史，我們可以斷定，王羲之生于303年。

　　《世說新語》載“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云、矯若驚龍”，這是論王羲之的風貌氣象（“容止”）；《晉書》載“論者常稱其筆勢，飄若游云、矯若驚龍”，這是評王羲之的書法境界。“飄如游云、矯若驚龍”，是親切自然、生氣活躍的靈和境界，是王羲之其人、其書渾然一體的境界，由其一生天資與功夫的鍛煉積累而成。元代書畫家趙孟頫說：“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蘭亭十三跋》）人老筆禿，不以神采取勝，但得骨氣天然，不屈意逢迎，不矯強自重，興懷嗟悼，無我無非我。

　　唐代書法家孫過庭稱王羲之書法“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書譜》）。“取會風騷之意”，是得意于薪火相傳的人文滋養(yǎng)；“本乎天地之心”，是指感會自然、物我通融。人、書至此境界，則是天縱自然，是張懷瓘所謂“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書議》）的境界。當然，這也是中國書法精神的理想境界。

　　柳宗元評《蘭亭序》說道：“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邕洲馬退山茅亭記》）李世民舉帝王之力推舉《蘭亭序》，使之成為“天下莫二”的書法楷模，無李世民的偏重獨愛，《蘭亭序》恐將不為天下人所寶重。但是，卻又因為李世民偏重獨愛，《蘭亭序》真跡為之殉葬、與世禁絕，乃至后世只能見習臨摹之本，幻想真跡，聚訟紛紜，千古一恨。

　　然而，唐人書法強調法度，李世民定《蘭亭序》為書法之本尊，設若《蘭亭序》真跡在世，為天下唯一法書，必然拘束書家臨寫的個性新意，出現(xiàn)千人一書、萬人一字的局面也未必不可能。正因為《蘭亭序》真跡禁影，臨本萬殊，才出現(xiàn)了唐代書法流派林立、風格紛繁的景象。李世民獨霸《蘭亭序》于冥穴，其罪也？其德也？因為文化傳進的詭異矛盾，是不能斷然定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