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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的抗日情懷
劉文典
國學大師劉文典,以巨著《淮南子鴻烈集》和《莊子補正》十卷震動文壇,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專家之一。他不僅成就斐然,在民族大義面前,也從來不丟做人的氣節(jié)。
“我以發(fā)夷聲為恥”
1929年,劉文典離開安徽大學回到北大任教,后來被清華挖走,但他仍兼任北大教授。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北平(今北京)愛國青年因為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臥軌請愿。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正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愿活動,但劉成章因體質(zhì)羸弱,臥軌時受了風寒,請愿歸來后不幸患病亡故。
長子去世后,劉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對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課,他都要先講一段“國勢的阽?!?,以激發(fā)學生的愛國熱情,叮囑學生趕快研究日本。為讓國人更多了解敵人,他翻譯日文書,常常工作到半夜3點,第二天上課,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學生知道實情后,“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1931年,劉文典大罵蔣介石后,一向反對蔣介石的粵系軍閥陳濟棠曾多次函請劉文典赴廣東共謀大業(yè),并匯來重金相請。劉文典婉言拒絕,將巨款退回,嘆道:“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jié)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么軍閥混戰(zhàn)?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盧溝橋事變后,劉文典未能及時離開北平,日軍得知他曾留學日本多年,精通日語,多次利誘,勸他繼續(xù)到北大任教。日本人還通過周作人來勸他合作,他斷然予以拒絕,并反過來勸周作人:“國家民族是大節(jié),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可惜那被兄長魯迅稱為“昏”的周作人,愣是不省悟,還是要做他的漢奸文人。
見勸說無效,日本人便采取強硬手段,兩次派憲兵抄了劉文典的家,將于右任、胡適、陳獨秀、邵力子等人寫給他的信函都搶走了。劉文典與夫人張秋華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煙,怒目而視,以示抗議”。日本人問他話,劉文典不置一詞,翻譯官責問他為什么對太君的問話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發(fā)夷聲為恥!”
南下之路
1937年底,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輾轉(zhuǎn)千里,取道天津從海路到香港、越南,歷時幾個月來到西南聯(lián)大。在當時,南下意味著兇險,但劉文典覺得,作為一名文人,越是這樣的時刻,越是不應該選擇退縮。他覺得自己應該與事業(yè)同在、與學生同在。
一路上,劉文典心中反復默念著文天祥的詩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碑斔诌_云南蒙自與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匯合時,禁不住淚流滿面,他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戲言:“只剩這一身衣裳了!”后來,他在給梅貽琦信中說:“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
后來,劉文典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玲教授,便向其打聽周作人景況。吳曉玲說周作人以“家中還有老小”為托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他讀過不少的書,怎么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幾個月后,劉文典的夫人張秋華和次子劉平章,帶著他的四大箱珍貴書籍、資料,經(jīng)香港輾轉(zhuǎn)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書籍資料實在無法攜帶,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劉文典在課堂上沉痛地說:“我的私人書籍都已丟失,資料沒有了,我就把腦子里的東西給你們吧!”他多次露天演講“國勢的阽?!保v日寇“險惡的用心”,講中國文化的重要。
知己知彼
劉文典堅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
1942年,劉文典作《天地間最可怕的東西———不知道》一文,文章開宗明義:“天地間最可怕的東西是什么?是飛機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災么?也都不是。我認為天地間最可怕的,簡直可以使整個世界、人類、全體歸于毀滅的,就是一個‘不知道’。因為任何可怕的東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文末,他堅信日本必敗,中國必勝。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后,劉文典又作《日本敗后我們該怎么對待他》一文,主張中國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賠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點卻不可不據(jù)理力爭,就是琉球這個小小的島嶼必然要歸還中國,這件事千萬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國民都要一致的堅決主張,務必要連最初喪失的琉球也都收回來”,“切不可視為一個無足重輕的小島”??上н@個建議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視,果真貽害無窮了。
編輯:曾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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