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7日，河南大學內(nèi)一場特殊的聘任儀式引發(fā)社會關注。退休3個月后，教師常萍被學校返聘為副教授，繼續(xù)為本科生授課。在此前32年的教學生涯中，常萍的職稱一直都只是講師，河南大學也從未為某一位教授單獨舉辦過聘任儀式。上過常萍古代文學課的學生大多會被她震撼：知識淵博、語言精彩且詩意，而她授課時的激情澎湃，專注投入更是鮮有老師可比。（2月15日《北京青年報》）

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師很忙，但肯定不是跟學生忙，也不是準備教案忙，而是寫論文忙，寫專著忙。因為老師很忙，所以一些老師上課的質(zhì)量，的確不敢恭維。

如此現(xiàn)實，置于“重科研、輕教學”的現(xiàn)實語境下，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人皆有趨利避害性，什么行為對自己最有利，什么決策對自己未來最好，那么其便會傾向于做出什么選擇。當忙于寫論文的預期成效高于忙于上好課的預期成效時，一些老師不再重視教學便不足為奇。

大環(huán)境如此，“口碑教授”常萍的出現(xiàn)，的確是一個另類，但也是一個傳奇。比如，在學生眼中，她很有本事，講李白，仿佛她就是李白，激情萬丈、瀟灑狂放；講王維，仿佛她就是王維，寧靜淡遠、通透曠達……雖然講課很好，但她卻有點“特立獨行”的味道，從不出書、不寫論文、不申報職稱，甚至“兩拒《百家講壇》邀請”。

一邊是“常萍語錄”因精彩無比流傳于網(wǎng)絡，另一邊則是她教學32年仍然是講師，才學與職稱極不搭配的背后，正是對我國職稱制度的一種反諷。

如今，在“口碑教授”常萍退休3個月之后，河南大學返聘其為副教授，繼續(xù)為本科生授課，這是一次“遲來的認可”，也是對當前職稱制度的一種個案改革。

與常萍情況有些類似的是，四川大學歷史文化講師周鼎，2014年12月，他在網(wǎng)上發(fā)表了一篇廣為流傳的《自白書》，其中寫道，“一個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迸c常萍相比，周鼎的確沒那么幸運，也沒有迎來遲到的加冕儀式，但這背后所呈現(xiàn)的問題，卻是完全一致的。

對于此次“常萍式特聘”，除了需要鮮花與掌聲，還需要反思與制度回應。無論是專家學者的建言，還是坊間的說法，都指出一點，重科研情教學的現(xiàn)象必須改變，在評定職稱時，不能光看論文和著作，還要看教學水平和成就。

盡管一些高校已經(jīng)有自覺的改進，評出“教學型副教授”“教學型教授”，但這樣的改革終究只是“星星之火”，沒能形成“燎原之勢”。若想從根子上改變?nèi)藗兊挠^念，還需要教育主管部門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

大學，終究應該是一個供大學生學習的地方，而不是其它。期待此次的“常萍式特聘”，能夠成為教育界、高校界“重教學”的起點，讓更多專注于教學的老師，能獲得與他們付出同等的尊嚴。只有在制度上進行回應，這一切才會變得更加可期。（龍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