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檔案，即文書；另一類是典籍，即古書。出土文獻時代地域明確、保持語言原貌，對于文字學、音韻學、詞匯學、語法學等古代漢語各學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因而應該重視對這種語料的整理和運用。

所謂出土文獻，是指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資料，如甲骨文、金文、簡牘文字、帛書、玉石文字、貨幣文字、璽印文字、封泥文字、陶文等。這些名稱，大都是按照文字所附著的材料來命名的，如甲骨文是指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金文是指青銅器上的文字。

出土文獻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檔案，即文書；另一類是典籍，即古書。前者如包山楚簡的《集書》《集書言》《受期》《胥獄》等編、云夢睡虎地和龍崗出土的秦代法律文書；后者如郭店楚簡中的《老子》、上博楚簡中的《周易》等。

出土文獻對于漢語史、古代漢語的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首先，出土文獻的時代地域是明確的。

研究漢語史和古代漢語，首先要弄清楚漢語發(fā)展史中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的語言面貌，所以要求所使用的語料要時代地域都明確。不少傳世古書的年代和地域存在疑問，學術(shù)界爭議很大，使用這樣的語料難以達到研究的目的。

討論出土文獻的時代問題時，會涉及到三個時間，即文獻的形成年代（即文獻是在什么時代寫成的）、抄寫年代（即該文獻是在什么時代抄寫的）、墓葬年代（即文獻是在什么時代埋入墓葬的）。在這三者當中，最為明確的是墓葬年代，這是該種文獻的時代下限。

就文書類出土文獻而言，其形成年代、抄寫年代、墓葬年代都比較接近，有些甚至是同時的，如遣冊類文獻（隨葬品清單）。

而古書類出土文獻的時代問題則較為復雜，這種文獻的形成年代、抄寫年代、墓葬年代往往相隔較遠，也就是說其形成年代往往早于抄寫年代，而抄寫年代往往早于墓葬年代。但是，由于這種文獻的墓葬年代明確，所以確定這種文獻的時代也不太難。即以楚簡《老子》為例，它的墓葬年代是戰(zhàn)國中期偏晚，這是時代下限。而《老子》一書不大可能為老聃所親著，而應為老聃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編成，其形成時代很可能在戰(zhàn)國早期。這樣楚簡《老子》從形成年代到墓葬年代有一百幾十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老子》有可能被改動，但是改動的人只能是戰(zhàn)國早期到中期偏晚的人，而不會是此后的人。這樣，就不會有戰(zhàn)國中期偏晚以后語言要素的摻入。

討論出土文獻的地域問題時，也會涉及到三個地域，即出土地域（即墓葬所在的地域）、作者地域（某種文獻作者所屬的地域）、流傳地域（文獻所曾流傳過的地域）。在這三者當中，最為明確的是出土地域。

文書類出土文獻的地域問題不太復雜，其作者地域、流傳地域、出土地域往往是一致的。有些文獻寫成后沒有經(jīng)過流傳即進入墓葬，如遣冊類文獻；有些文獻在進入墓葬之前可能經(jīng)過流傳，但不會超出一國的范圍。

古書類出土文獻的地域問題比較復雜。有些文獻的出土地域和作者地域可能是一致，如楚簡《老子》是從楚墓中出土的，老子是楚人，他的弟子、再傳弟子可能多數(shù)也是楚國人。有些文獻出土地域和作者地域就可能不一致。如楚簡《緇衣》是從楚墓中出土的，但其作者很可能是魯國人，是從魯國流傳到楚國的。再如睡虎地秦簡《日書》是從秦墓中出土的，但其作者可能是楚人。從楚國流傳到秦國后，可能還被改造了。

其次，出土文獻保持語言原貌。

研究漢語史和古代漢語，要求所使用的語料要保持語言原貌，而不能有錯誤，不能有后代語言現(xiàn)象的摻入。傳世文獻，如《尚書》《詩經(jīng)》《左傳》《墨子》等等，經(jīng)過長期流傳、反復傳抄、屢經(jīng)?？?、多次刊刻，難免失真。而出土文獻，長期被掩埋在地下，未經(jīng)流傳，能夠真實地保留當時語言的面貌，具有珍貴的語料價值。

我們拿楚簡《老子》和今本《老子》（用的是王弼本，即王弼的《老子道德經(jīng)注》）做比較，來看看傳世《老子》在流傳過程中的失真情況。僅比較兩個本子中的部分文字。

楚簡甲本《老子》：江(海) 所以為百?。ü龋┩?，以其能為百?。ü龋┫?，是以能為百浴（谷）王。圣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詀（厭）。以其不靜（爭）也，古（故）天下莫能與之靜（爭）。辠（罪）莫厚（乎）甚欲，咎莫僉（憯）（乎）谷（欲）得，化（禍）莫大（乎）不智（知）足。智（知）足之為足，此亙（恆）足矣。

王弼本《老子》：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進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一句（每句以句號為界，下同）：今本在“為百谷王”前加“能”，在其后加“者”，把“能為百浴下”，改為“善下之”，把“是以”改為“故”。第二句：楚簡本先說“前”“后”，后說“上”“下”。今本則相反，先說“上”“下”，后說“先”“后”（把“前”改為“先”）。今本又在句子前加了“是以”。第三句：楚簡本說“民弗厚”，今本說“民不重”；楚簡本說“民弗害”，今本說“民不害”。第四句：今本在“天下”前加“是以”，而且把“弗”改為“不”。第五句：今本“不爭”下脫“也”字。第六句：今本脫掉“辠（罪）莫厚甚欲”一句，而且后兩句還顛倒了次序，先說“禍”句，后說“咎”句。楚簡本用“乎”，今本用“于”；楚簡本用“僉（憯）”，今本用“大”。第七句：今本“知足”前加“故”，“知足之”后脫“為”，后一小句前今本脫“此”字，又把“恆”改為“常”。

可見，與傳世文獻《老子》相比，楚簡《老子》更接近其原貌。

最后，出土文獻對于古代漢語各學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

用出土文獻能夠糾正《說文解字》中的一些錯誤，從而能對文字的形義做出正確的解釋。例如“王”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字從三橫畫，代表天道、地道、人道，中間一豎代表通達，能夠通達天道、地道、人道的，就是王。但是這種解釋是錯誤的。“王”字本像鋒刃向下的斧鉞形，而斧鉞是王者權(quán)威的象征。又如“古”，《說文解字》的解釋是：本義是故，從十從口（十口相傳是前言，所以有故舊的意思），為會意字。但是從甲骨文來看，它是堅固的“固”的本字。字的上面像盾牌，下邊的“口”是區(qū)別性符號。出土文獻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還推動了文字學理論研究的進展，如文字起源理論、漢字結(jié)構(gòu)理論、漢字字體發(fā)展理論的研究都有新的進展。

出土文獻能夠解決音韻學研究中的疑難問題，推動漢語音韻學的發(fā)展。例如以“去”為聲符的字，有兩種并不相近的讀音，一是屬于魚部，如“呿”“袪”等字， 二是屬于葉部，如“劫”“怯”等字。這是為什么呢？原來是小篆把兩個讀音不同的字混在一起了。一個是從大從口，會意字，表示張大嘴，是“呿”的初文，也就是離去的“去”；二是像器蓋和器身之形，“盍”的上部即是如此，這個字應該讀為“盍”。出土文獻為音韻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專家們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古音，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研究了東冬的分合、宵談的對轉(zhuǎn)等等。未來音韻學要想取得更大的發(fā)展，利用出土文獻是途徑之一。音韻學的出路在于出土文獻。

出土文獻能夠糾正《說文解字》對于本義解釋的錯誤，為某些詞的本義提供例證，能夠幫助人們正確區(qū)別古代同義詞。例如“庶”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屋下眾”，但是從古文字來看，此字是從石從火，本義是煮。在上古時代，陶器出現(xiàn)以前，人們或者以火燒熱石頭烙烤食物，或者以熱石投于盛水的器中煮熟食物，“庶”字正是這種生活方式的反映。又如“自”字，《說文解字》認為其本義是“鼻子”，但是并沒有舉出例證來。不過這種例證在甲骨文中卻比較常見，甲骨文中有“疾自”一語，正是說的鼻子有病。再如“追”和“逐”是一對同義詞，這兩個詞的區(qū)別如何？原來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據(jù)對甲骨文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這兩個字的區(qū)別是很明顯的，即追人為“追”，追動物為“逐”。通過對出土文獻中詞匯的深入研究，能夠推動古漢語詞匯學的大發(fā)展。

出土文獻對于古漢語語法學的研究意義更為重大。如果沒有甲骨文，對殷商時代語法根本就無法進行研究。而運用甲骨文，我們可以描繪出殷商時代語法的基本面貌。如我們現(xiàn)在知道殷商時代的賓語前置句有三大類。一類是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所涉及到的否定詞是“不”“勿”，其代詞是“我”“余”“爾”。第二類是“唯+賓+動”式和“惠+賓+動”式的賓語前置句?！盎?賓+動”式不見于古文獻，“唯+賓+動”式只在《尚書》等古文獻中偶爾見到。第三類是名詞賓語可以直接放在動詞前，但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要與“惠+賓+動”式句構(gòu)成對貞，二是在名詞賓語前要出現(xiàn)否定副詞“弜”或時間副詞“其”。

總之，出土文獻時代地域明確、保持語言原貌，對于文字學、音韻學、詞匯學、語法學等學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因而應該重視對這種語料的整理和運用。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