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藝’家的來了！”

關于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者的人數(shù)，一直有不同說法。一是由于當時對出席會議的人員沒有嚴格的限制；二是由于三次會議的實際參加者各有不同，但因條件所限，并沒有完整的人員統(tǒng)計資料。據(jù)延安精神研究會的高慧琳女士考證，三次會議的參加者從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實際參加座談會的大約有140人。即使5月23日那天的座談會，合影的106人也并不是參加座談會人員的全部。事實上，有人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禮堂工地觀看，誤了拍照時間；有人去了廁所，所以沒有拍上；也有人因?qū)ε恼詹桓信d趣，沒有參加拍攝。但當時在延安擔任文藝領導和從事實際文藝工作的代表性人物，基本上都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

座談會后，“魯藝”人率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身子撲下去，深入到火熱的工農(nóng)兵生活中，專心致志搞“文藝下鄉(xiāng)”。

陜北人每年春節(jié)都要“鬧紅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節(jié)注定是“魯藝人”的春節(jié)?！棒斔嚒毖砀桕犈こ觥靶卵砀琛保ɡ习傩战小岸窢幯砀琛保┖脱莩龅摹靶卵砀鑴　?。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聞樂見，內(nèi)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魯藝’家的來了！”“魯藝家”是老百姓對魯藝宣傳隊的一種親切的稱呼。

王大化和李波是魯藝宣傳隊的明星，他倆演出的《兄妹開荒》第一次展現(xiàn)翻身農(nóng)民的形象，是最受歡迎的新秧歌劇。只要他們有演出，老百姓就說：“看王大化去。”毛澤東看了后很高興：“像個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樣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劇”的興起，標志著延安文藝新時代的到來。

《講話》全文的正式發(fā)表，則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它是在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周年時，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的。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發(fā)出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半個月后，中共中央宣傳部又發(fā)出《關于執(zhí)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這兩個文件，是中共中央關于《講話》的正式定位，使它成為了文藝工作的根本性指導文件。

《講話》正式公開發(fā)表后的一個時期里，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者掀起了學習《講話》的高潮，并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標志“延安文藝”繁榮的代表性作品：長篇小說有歐陽山《高干大》、柳青《種谷記》、趙樹理《李家莊變遷》、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等；短篇小說有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孫犁《荷花淀》等；新編歷史劇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新編秦腔劇有《血淚仇》《窮人恨》等；民族新歌劇有《白毛女》；新民歌體敘事詩有《王貴與李香香》等；新民歌有《東方紅》《翻身道情》《高樓萬丈平地起》；還有大量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的文藝特寫、報告文學，大量新木刻畫……

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區(qū)文藝標高的文藝作品，在當時就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即使到今天也成為人們記憶中的“紅色經(jīng)典”，成為一個時代文藝成就的標志與象征。

（本文作者梁向陽為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